“彝叔，”苏轼亲切地唤种建中的表字，“听说上元节那天，官家召你上宣德楼观灯。你却中途跑了，可有其事？”

种建中点点头，道：“那日观灯观至中途，官家发下笔墨，要宣德楼上诸人分韵和诗，我的诗才不够敏捷，勉强做出来也是贻笑大方，因此胡乱寻了个由头先退下了，请王相公代为向官家解释的……”

他双手一摊，表示“明知不妥，但也无法”。

明远却听种建中提起过：当时在宣德楼上，种建中心中突然有种强烈的感觉，只觉得一定要去见一面明远——哪怕被再次“残忍拒绝”，他也只会觉得不枉此生。

于是种建中借口担心初到京城的弟弟种师中走失，提前离开了宣德楼。

这个理由合情合理，兄友弟恭，因此没在宣德楼上掀起大波澜。

但现在旧事重提，如果还拿种师中做“挡箭牌”，这小孩估计要当场跳脚。

所以种建中只推说不会做那些富贵平稳的“御制诗”，才会提前离开。

苏轼便笑：“其实彝叔不必怕那‘御制诗’。某信你，若是真情流露，彝叔做出的诗，肯定要比那‘至宝丹’好得多。”

苏轼口中的“至宝丹”，是用来嘲笑如今参知政事王珪的。王珪做出来的富贵诗四平八稳，但是读来无趣，甚至被王珪的亲兄长起了个外号，叫“至宝丹”。

打完一圈扑克，明远见人都到齐了，便吩咐开席。

他们坐在长庆楼专为明远留着的一间閤子里。閤子中同时生着两个炉子，烟气从管道里直接引至屋外，屋内则暖意融融。来到这里的客人都早已将外袍脱下，只穿着夹袍坐在閤子中谈天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