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鉴图说》，这书魏广德当然知道，张居正指定马自强等翰林编撰的书册，做为万历皇帝的课本。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复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

这书是按照张居正的心思编写，自然诠释了张居正心中的帝王之道，或者说这就是他心目中明君需要具备的素质。

为了迎合万历小皇帝年龄的问题，全书由一个个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

书中的插图是明代的木刻版画，线条简单，轮廓清晰，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

所以书送到小皇帝朱翊钧手中后，他就爱不释手，经常翻看。

《帝鉴图说》上部题名为《圣哲芳规》，编录上自尧舜，下止唐宋共23个古代帝王的“其善为可法者”事迹共81则。

下部题名为《狂愚覆辙》，共录三代以下共20个帝王的“恶可为戒者”劣行共36则。

《周易》称九为阳爻、六为阴爻，这上下两部书在选取事例时分别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为数，用以区分善恶，暗合《易经》，可谓用心良苦。

对于所取事例，每一则还有一个标题，标题全部以四个字为限。

如对汉高祖刘邦，就有“入关约法”、“任用三杰”等；对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撤殿营居”、敬贤怀鹞”、“弘文开馆”、“面斥佞臣”等；对秦始皇赢政，即为“遣使求仙”、“坑儒焚书”、“大营宫室”；对宋徽宗赵佶，即为“应奉花石”、“任用六贼”等。

每一则事例都有情节、有人物，内容皆出自史籍，“记载未详者，不敢采录”，除引录史籍之外，各篇还附有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讲释，有的篇目后面还间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文字。

比如在《圣哲芳规》第17则《却千里马》中，编撰者就在讲释汉文帝为什么拒绝臣僚献千里马的动机时评论道：“夫千里马是良马也，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宝贝、珍禽奇兽?

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

正文帝之谓也。”

其评论文字之深入浅出，言简意深，由此可略见一斑。

不过事实上，小皇帝朱翊钧虽然曾经对这书极为喜爱，但是在长大了，真正亲政以后的所见所闻，却因为和《帝鉴图说》差距巨大，不由得产生了怀疑，并由此推翻了以前所有受到的教育。

对张居正的这些谆谆教诲根本没听进耳，反而适得其反，当这位“少师兼太子太师”一死，他便全面推翻张居正倡行的新政，从此晏处深宫，荒疏朝政，并公然传索帑藏，成为明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帝王。

不得不说，张居正为了教育好万历皇帝煞费苦心，可以说给了大明朝最好的教育资源。

但是也因为要求过太高，高到不切实际，让万历皇帝心态逆反，反而做出了坏事儿。

魏广德此刻听到陈矩说两宫太后对张居正负责编撰的《帝鉴图说》好，心中却多少有些叹息。

他看过，自然知道是好书，可是这书的硬伤还是显而易见的。

张居正主持编撰这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即为“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

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故题名为《帝鉴图说》。

由于它图文并茂，的确激发少年皇帝阅读的兴趣。

可是，张居正终究是文臣，是儒家思想的坚定支持者，所以难免加入一些私货。

全书主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表达对儒臣群体的尊重，二是表达对儒家行为准则的崇尚。

这些故事主要包含三类主题：礼待儒臣、委任放权、征言纳谏。

所谓礼待儒臣，就是要在言行上给予儒臣足够的尊重。

帝王身为九五之尊，本身有一系列礼仪制度用于加强其威严。

然而儒臣梦想的却是在皇帝的权威不减弱的前提下，让皇帝给自己特殊待遇，君臣相处的日常应当如唐肃宗“烧梨联句”一样平等友好、和谐亲密。

儒臣是尤其要面子的，即使在皇帝面前，也要端住架子，而让皇帝屈尊来尊敬我。

这种态度，可以说酸腐，也可以说春秋的士风尚存，颇有孟子行事的风格。

因此，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明代中叶的儒臣们把文官群体或儒家学说对君主的幻想与要求写成了一份总宣言，是淋漓尽致地做了一场美梦。

为了天下太平以及儒家的大一统理想，皇帝的权威必须维护，但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约皇权的手段，儒臣只能选择通过影响皇帝个人来限制皇权、保护和争夺政治权力。

儒臣的理想是，皇帝的心意决定一切，儒臣决定皇帝的心意。

在这样的启蒙读本的熏陶下，小皇帝朱翊钧的三观按照一代明君的标准塑造着。

而年少的朱翊钧也不负众望，年纪小小的他为人处世颇有一代贤君的风范，不过魏广德却知道，刚过易折。

当小皇帝真正成长起来，真正意识到书中所谓的明君其实就是做文臣的提线木偶后，会做出的应激反应会有多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