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庄大郎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时候庄大郎才五岁多，庄先生病倒，一家三口连屋子都租不起，只能在破庙里暂时安顿下来。

庄母便每天出去接洗衣服的活儿，赚来的钱既要维持一家三口的吃食，还要给庄先生买药。

一家人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后，庄先生瘦得衣服都快要挂不住了，然后去给人做账房。

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安稳了两年，庄先生又想着东山再起，便辞去了账房的工作。

他当时已那样，想要继续考学或考官都很难，只能给为官的做幕僚，将来或许可由人推荐入仕，便是不入仕，能够洗刷身上的冤屈也行。

平白受冤，要说庄先生心中不怨是不可能的。

可他不沾官儿还好，一沾上官的事，他的运气似乎就很差，辗转做了两个官员的幕僚，到最后一个时，他甚至一手将人从县令扶到了司马的位置上，结果半途理念不和，他又被驱逐了。

庄家的日子又难过起来。

在庄大郎的记忆里，从他记事起到十四岁那年，他的生活一直不安稳，就算是他父亲给人做幕僚，似乎很受看重的那段时间，私底下他也一直被人排挤。

尤其是他父亲的过往不知被谁宣扬出来之后。

学里，父亲效忠的那位童大人的长子一直以睥睨的姿态看着他，根本不背人，直接当着他的面和同窗们说，“他父亲因品行不端被府学逐出，听说在京城时还抄袭了同窗的诗句，若不是有人推举，我父亲是万不会用这样的人的，但也不过是打打杂，给他们一碗饭吃罢了。”

庄大郎并没有把这些事告诉父母，但没过半个月，庄先生还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