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创于隋，始于唐，但直到前朝大宋才真正形成了一套规矩和规模，而等到大越朝后，更是将之完备，成为真正的朝廷抡才大典，让更多的普通百姓有了进身之阶。

却说后世因为某些运动的原因，有一段时间把古人的一切制度都贬得一文不值，而这其中被诟病最多的就有科举制度。毕竟有着太多碌碌无为的官员是从这一制度里选拔出来的，也有太多所谓的怀才不遇者是被它挡在了官场之外，然后有些人更是因此写书明朝暗讽一番。

可事实上的科举制度却已是中古时代的整个世界最先进的人才选拔方式了，相对于其他任何选拔人才的手段，它已是最公平的一种。至少在科举制度下，能不能成功就只看你个人的才能学识，而不是什么出身来历，也不再是某些大佬一句话就能定人前程了。

在科举之前朝廷是如何选拔人才的？最早靠着自我推荐，但你也要有了一定的名望之后才能入得高官法眼，这显然不是布衣百姓能做到的。然后是所谓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或许这些制度一开始有其公正性，可随着时间略作推移，就会出现由一家一姓独掌推举权的结果，而其后果就是寒门子弟再无出头之日。

所以到了隋唐时才会拿出科举制度这一相对更公平的方法来。不过即便是已经正式推行科举的唐朝，其实还是有考生通过被高官荐举而直接高高取中的事情发生，而且那时候还不被人认作是舞弊。直到宋朝之后，情况才得到遏制，科举也终于像那么回事了，寒门子弟终于也和富家子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至少看着是这样。

大越朝继承了宋的不少制度，其中就有科举取士，但也做了改进。比如宋朝的科考除了作文之外，诗词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但在大越一朝，太祖孙途一早就颁下旨意，取消了科举中的写诗，取而代之的是策问及各种官用文章的考核。

不过考试中最看重的，真正决定考生成绩的，还是对经义的解读文章。不过并不是历史上的明清两朝所推行的八股文，而是更类似于策问与古文的文体，更为自由，但真要写好了也很是考校考生的学识才能，当下就被人称作时文。

县试是要考一整天的，要做的文章共有三篇，都是有选择的。分别是四书题三道里选取一道，五经题四道中选一道，还有就是制、判、表三种官样文题中选择一道也作文一篇。最后一题其实关系不是太大，只要前面两题写得够好，就可被取中。

今日县试的四书题分别取自《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题则来自《尚书》、《周易》、《春秋》（两道），李凌只一听魏梁口述，就微微一愣，因为赫然各有一题是自己曾由他出题后在家中写过的，之后还被他指点过如何改进提高了。

也就是说，这次的考试是他早在多日前就已经做过并掌握了正确答案的，这放水可真就放得太大了。不过很快的，李凌又平复了心情，这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自己和魏县令关系深厚，县试也非特别严格的事情，甚至都不带糊名的，真要取中自己还不是县令一句话的事情？

当下李凌也没客气，很快就把自己最熟悉的那篇五经题给默写了出来，而且是魏梁指点改进后的版本，那遣词用句已是有了相当高的水准了。然后就是四书题，可在继续动笔前，李凌却迟疑了一下。

最稳妥的当然是把自己当日写过改过的那篇也默写出来了，但这么做是不是存在什么不妥呢？思忖一阵后，李凌突然就改了主意，挑了另一道取自《大学》的题目——“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这题其实也挺直白的，没有后来那些古怪的截搭题的叫人看了满头雾水，只是让考生阐述君子修身正心的一些道理。当然，光这么一说可不行，还得结合上下文，然后再通过诸多注解和自己的一些见识来进行论述，至少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才行。

经过过年之后几月的突击写作，李凌在写时文一道上也确实有了不小的进步。而此刻的题目又不甚难，所以只要把握好方向，抓住论点后，他便也能把文章写好。虽然不如另一篇被魏梁批改过的，却也是他这段日子以来诸多文章中位列前茅的几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