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查看一遍之后，楚歌大致确定了，这里边没坑。

确实都是王文川当年新政变法的内容，这个副本应该没有偷偷改变一些细则。

而且，从纸面上来看，这些内容都是毫无问题、无懈可击的。

新法的核心是青苗法，如果青苗法真的能够顺利实施的话，那么哪怕其他的各项法条都没生效，这次的变法也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

表面上丈量核实土地这一条似乎也很重要，但其实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在做。朝廷中枢，哪个皇帝不想查明各地具体有多少土地、每块土地的产量多少？哪个皇帝不想根据土地的具体情况来收缴赋税？

可查来查去，到了王朝末年，该收不上来赋税还是收不上来，该灭亡还是灭亡。

所以，这条就算能推行得不错，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更何况大概率连治标都不见得好使。

而青苗法如果能顺利实施的话，意义就远不止于此了。

从表面上看来，青苗法只不过是官府出面给农民提供的低息贷款，在现代看来这并非什么惊世骇俗的操作。

但那可是比后世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提早了几百年。

当然，王文川的变法肯定跟凯恩斯主义不是一回事，但这种超前的思想意识，确实被后世之人所称道，就连很多外国人，也都惊叹有家。

青苗法的内容，其实很简单。

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没钱买种子、买肥料，他们能怎么办呢？

要么是卖地，要么是借钱。而借钱的话，也只能找富商大户借钱。这些富商大户肯定要趁此机会狠宰一笔，收取高利贷，如果农户还不上贷，那就顺理成章地兼并土地，或者收买人身自由。

这样一来，脆弱的农业经济更是会遭受重创，农民破产了，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好处。

便宜全让这些富商大户给占了。

而如果青苗法能够顺利施行，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可以向官府借贷，度过难关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官府在这个过程中将富商大户赚的黑心钱收归国家，还可以将粮仓中的存粮进行置换，不管怎么看，都是一种善举。

但楚歌毕竟是后世的人，他很清楚王文川的变法最终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

也很清楚青苗法最终完全没有像王文川预想中的那样生效。

如果此时他再把这些新法的条目不加改变的推行下去，那么结果也只能是像当年的王文川一样，最终黯然退场。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改变其中的一些条目，让新法的成功率进一步提升？

“应该从哪入手呢……

“从青苗法的借贷利率开始？”

楚歌首先想到的，是青苗法的借贷利率。

按照王文川当年的规定，青苗法的利率是20，最高不得高于30。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年息20，这显然是偏高的。

而且，在青苗法实施之后，确实导致了很多农户的破产，一时之间，民怨沸腾。

民怨沸腾这一点，给王文川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也影响了皇帝的判断，最终变成了他被罢相的直接诱因。

“看来，这个利息还是要降低。

“降到年息10？5？

“似乎……还是有问题啊。”

楚歌想来想去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全是数值问题。

不管多低，都不安全！

事实上，历史上的王文川显然已经预见到了利息可能对农户造成的压迫，所以，他在变法的细则中，已经对此做出了预防。

比如，“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也就是说青苗法中的借贷属于完全自愿，农户不想要的，不能强制摊派；

又比如，明确规定了利息最高不能超过30。

如果青苗法真的能够严格按照王文川所制定的标准来实行，那绝对不会有民怨沸腾的情况出现。

但楚歌很清楚，青苗法推行之后，王文川制定的这些限制，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底下负责新法的官员，很快就突破了这个上限，把年息20，私自改成了两季各20，也就是全年高达40。甚至很多官员还把这个数值定得更高，达到民间借贷100利息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基本上也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没办法考察到底哪些是民户自愿、哪些是被强制摊派的。

官员们强制摊派后，完全可以说是民户因为还不上借贷而撒谎，说自己被强制摊派了。

而且，为了确保新法的效果，王文川也必然要给这些官员们划定指标。

青苗法完成了多少业绩，要作为官员的考核内容之一。

从动机上来看，业绩考核当然是必要的，否则如何确定哪些官员在办事，哪些官员在阳奉阴违？

那些旧党搞非暴力不合作，不推行新法，只有用业绩考核才能揪出来。

可问题在于，一旦考核，官员们就必然会层层加码。既然以青苗法的收益为考核标准，官员们就肯定会强制摊派、暗中提高利息，这样才能显得自己业绩突出。

不管定多少利息，这些官员总能想办法突破。

那么能不能改变考核标准呢？不单纯以收益为标准，而是综合法条执行的准确度、民众口碑等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这显然又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楚歌思前想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这20的利息，不管降多少，都没意义。

因为哪怕定1的利息，官员们也总有办法给它提高到100，而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王文川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