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士大夫的势力太大，哪怕是皇帝，也要忌惮三分。

如果此时他真的硬来，必然招致群臣的一致反对。到时候，他可就真变成光杆司令、孤家寡人了。

真到了那一步，轻则政令不通、皇帝的旨意进行不下去；最严重的情况，皇帝甚至有可能被废。

楚歌早有准备，表情中带着蛊惑：“官家放心，臣自有良策。

“此事自然不可一蹴而就，务求循序渐进。

“而其中关键在于，官家要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皇帝表情更加迫切：“如何分辨？”

楚歌微微一笑：“官家还记不记得，阿云案？

“简而言之，认可官家的便是朋友，而不认可官家的，便是敌人。

“若是有些人，连官家救一个弱女子都不同意，连官家改几条法条都不同意，那他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自是一目了然了。

“至于如何处置这些人，也简单。

“先剪其枝叶，再斫其主干，循序渐进而已。

“官家尽可将这些事情交给臣，至于这些空缺出来的位置选用何人，官家可自决。”

至此，楚歌终于把自己的阴谋，给和盘托出。

当然了，对于文君实这样的官员来说，这或许是一次阴谋，但对于皇帝来说，这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阳谋。

楚歌已经把整个计划九成的内容给毫无保留地向皇帝说了出来。

而剩下的一成，才是他的私心。

整个计划的突破口，正是皇帝对于权力的渴求。

此时朝堂中分成了两党，一派是以王文川为首的新党，而另一派则是以文君实为首的旧党。

他们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但却有一条相同之处，就是都想用相权死死地压住皇权，而不愿意交出半分。

文君实是如此，王文川也是如此。

所以，皇帝其实很郁闷。

他想有所作为，所以支持王文川变法，但自始至终，他也没有真的信任过王文川。因为王文川也不想跟他分享权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文川贪恋权力，更有可能是王文川打心底觉得，这些事情就该是宰执的，皇帝不该插手，也不该过问。

这是当时所有士大夫的共识，王文川不可能像楚歌一样看到数百年后的世界。

这也算是某种时代局限性了。

所以，变法的这些事情，虽然经过了皇帝的点头，但皇帝的支持却并不坚决。

稍有动摇，结果就是王文川被罢相。

而现在，楚歌率先突破了这个底线。

什么士大夫的共识？不好意思，我就是要给皇帝当狗！

原本皇帝也想收回相权，但苦于无人支持。而现在，王文川等于是在他瞌睡的时候，送来了枕头。

一边是愿意给他当狗，愿意无条件上交相权、只给皇帝踏踏实实办事的王文川；另一边则是一口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皇帝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遵照祖宗之法的文君实。

远近亲疏，一目了然。

皇帝会喜欢谁，还有疑问吗？

如果说原本王文川在皇帝心中的好感度是60，文君实是40，那么现在，王文川的好感度暴涨到了100，而文君实则只剩了10。

找到了这个退破口之后，楚歌的目标就很明确了。

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党争！

按理说，皇帝本该是最不想见到党争的人。

因为一旦党争，就意味着某一党胜出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过来进一步压制皇权。

之前两派势力均衡的时候，你们尚且把朕压得死死地，现在一派倒了、朝堂中全都变成了另一派的人，那朕还不得当场退位？

但现在楚歌要搞的党争，却并不会招致皇帝的激烈反对。

其一，是因为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诚意。

楚歌先拿出了官制法，主动让出了一部分相权，这已经让皇帝觉得他是个没有野心、十分听话的臣子。好感度拉满以后，皇帝自然不会觉得王文川会对他有很大的威胁。

其二，是因为他把党争，包装成了为皇帝集权扫清障碍。

楚歌提到了阿云案，就是借这件不起眼的案子，将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转移为旧党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意思就是说，咱们先不谈变法的事，看看阿云案这件小事。

阿云案里，可是有陛下手谕的！

我们新党，其实是为陛下办事的。陛下手谕说了要减刑，我们就减刑了；同样，陛下要变法，我们就变法了。我们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陛下。

而旧党呢？陛下今天想赦免一个弱女子，他们不同意；陛下想变法，他们又不同意。

一口一个祖宗之法，那意思是不是说一切按照祖宗之法来就行了？一切交给他们这些旧臣去办就行了？皇帝说什么都不好使了？

这样一来，就把旧党进一步推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上，让皇帝更加讨厌他们。

既然皇帝已经讨厌他们了，那么这就不是党争，而是皇帝在消灭不听话的大臣。

其三，是因为他留足了余地。

楚歌说了，凡是在阿云案中不支持皇帝的，凡是不支持新法的，都是打击对象。

先从小杂鱼开始办，然后再一步步地把朝中重臣也给赶走。

但打击完了之后呢？

如果楚歌说，这些位置空缺出来之后，由新党的成员来顶上，或者更进一步，由他来决定谁来顶上，那皇帝肯定会警觉。

这不还是在培植王文川的势力吗？

但楚歌已经把人事任免权交了出去，谁来顶替这些空缺，是皇帝说了算。

总而言之，在皇帝看来，打击哪些官员，是他决定的；提拔哪些官员，也是他决定的。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朋党？有什么威胁？

掌控一切的感觉，多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