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外廷、文华殿内

当这三个地名出现的时候，天启二十三年的阁臣已然聚首，而今日已经是九月十七，距离齐王就藩的日子还剩五十三天。

长桌左右，分坐六臣，气氛沉默，直到洪承畴走进殿内坐在主位，凝固的气氛才有一些缓解。

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九月初一，朱慈燃再度根据自己的所需，对大明进行了改制。

这次的改制牵扯到了许多人物，而改制的内容则是内阁和六部彻底分割。

提及内阁制度，便需要提及相权和君权这对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

明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认为:“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期间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案为契机，下令废除自秦朝以来确立的丞相制度，此后“政皆独断”。

这样的做法加强了皇权，方便集权处理事物，但又容易造成政务集身，使得帝王力不从心的矛盾。

为解决这一新矛盾，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置诸殿阁大学士，收阅奏章，批发文稿，协助皇帝办理政务，但并不参与决策。

到了永乐初年，朱棣继承父志，选翰林院编撰、讲读等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形成。

此时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大学士官品也较低，仅为正五品，在朝廷中的地位并不算太高，内阁也仅相当于皇帝的顾问。

不过随着王朝逐渐稳定，每天需要处理二百多件奏疏就几乎耗空了皇帝的大部分精力。

加上明初皇帝还需要每天要上朝三次，因此除太祖朱元璋、朱棣身体素质较好外，其它子孙后代的身体素质只要稍差，并且与勤政挂钩，那必然难以长命。

勤政的皇帝活不长，活的长的不是长期不上朝。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导致的就是明代少年皇帝极多。

如朱祁镇、朱厚照、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等人便是如此。

主少国疑，因此在皇帝年幼的时候，内阁往往会代理皇帝处理国家事务，而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掌握较大的权力。

不过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仅仅只是备顾问。

至于朱棣，他虽然在即位后恢复了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但是首批阁臣都不是以殿阁大学士身份进入内阁的，而在进入内阁之后，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阁臣升至某殿或者某阁大学士。

他们一开始只是以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渐渐至学士及詹事府等职务，权力并不算大。

内阁的权力，是自洪熙元年以后辅导任重，加升至师保及尚书、侍郎、卿使，仍兼学士、大学士。

不过朱棣设立内阁开始，并非所有的得阁臣都能够获得某殿或某阁大学士的头衔。

期间如解缙、胡俨、马愉、曹鼐、苗衷、尹直等阁臣终身没有得到殿阁大学士的头衔。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成化末年，基本明代的三分之一时间，也是皇权较大的时候。

这样的内阁制度有好有坏，好处是分担皇帝行政压力，履行中书宰相部分职能。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之后，皇帝兼理相职，这中间的任务繁重是不可想象的。

高度集权的统治使得皇帝需要大量的投入精力到其中来，而内阁利用票拟、制诏敕等权利，假皇权指挥各部院，事实上在履行部分中书宰相的责任，使得政府能够运转起来，同时也没有违背皇明祖训。

等到宣宗后期的“条旨”制度出现，内阁发挥了“参断机务”的作用，助皇帝处理行政事务的角色。

英宗即位以后，中外奏章皆委内阁签办，事务的决定全力在内阁手上，有助于皇帝减压理政。

内阁制的存在，可以说强化了明代的君主，毕竟从废除宰相以后，六部分理庶务，大事由尚书主持的廷议决断。

但是内阁制度形成以后，首辅依靠皇帝来指挥六部，六部的权利渐次遭到侵蚀。

由于内阁只能依附于皇帝，因此扩大内阁的权利，也是在扩大皇帝的权利。

政治其实就是循环，废相后，政治斗争持续在中外朝、皇帝与内阁、内阁与六部、皇帝与中朝等等之间交错其中。

但是作为集权体制的核心，皇帝大多是处于掌控者的角色。

直到弘治年间，庙堂上突然出现一种新的情况开始，这种局面才被打破。

弘治年间，阁臣无论以何种职务入直文渊阁，最后都能获得殿阁大学士的头衔，并逐渐形成了各级官员先加殿阁大学士头衔再入阁的情况。

这个开头一开之后，如果不能以殿阁大学士衔如何官职散阶，则是会被百官视为异常。

这个头在当时看来没有什么，但由内阁阁臣的权力和职责却走向了巅峰，最后在弘治八年更是出现了阁臣人选也要廷推的现象。

廷推，这是明代选任大臣的主要方式，在弘治八年之前，廷推并不适用于阁臣。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内阁缺员，所以明孝宗朱佑樘下令仿照廷推其他大臣的方式来廷推阁臣，于是吏部会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和科道官推举了六名大臣，最终皇帝选中了李东阳和谢迁二人入阁。

由于廷推是由吏部会同九卿、科道共同推举，推举出的往往是一些威望素著的大臣，所以明代的士大夫十分看重廷推，认为只有经过廷推得到的职务才是合理合法的。

曾经由皇帝直接指派阁臣的特简方式在他们看来都是弊端，没有一点优点。

因此自从弘治八年的这个头开了以后，由皇帝中旨任命或由内阁推用都会导致很多的议论，往往受皇帝特简指派的官员都不去上任，很多人以不由吏部而经皇帝指派才得到职务感到耻辱。

长久下来以后，皇帝也就丧失了直接指派阁臣而被百官信任的权力，被直接指派的官员往往都会被同僚歧视排挤，皇帝直接失去了一张可以直接打的牌。

尽管这样的内阁制度避免了独裁之臣出现的几率，选任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公开，但皇权却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加上廷推的存在需要拉票，因此这样的制度逐渐演变成朋党的倾轧的摇篮

阁臣想握权，一方面得交结内监，另方面则又要倾轧同列的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如严嵩任首辅，威权极崇，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倒。

张居正任首辅，也因内结司礼监冯保方能遂意，结成朋党，方可行使权力，但在革弊振衰时，仍不免受言官攻击，被指责为揽权专断的权臣，甚至祸发身后，被夺爵抄家。

明代朋党倾轧激烈，实与内阁制度名实不符的矛盾看密切关系，让阁臣不得不成为一个善舞长袖的人游走各党派之间。

这样的制度很难选上有能力的人，像孙传庭、金铉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朱由检大力支持，估计一辈子都很难坐上阁臣之位，因此朱慈燃对内阁的改制就是职权分明。

自九月初一开始，内阁与六部被剥分，内阁大学士被永定为七人，分别是中极殿大学士洪承畴、文渊阁大学士金铉、武英殿大学士孙传庭、建极殿大学士李长庚、东阁大学士周延儒、文楼大学士温体仁、武楼大学士杨文岳。

六部尚书被重新任命为吏部尚书范景文、礼部尚书徐霞客、兵部尚书卢象升、户部尚书沈廷扬、刑部尚书陈奇瑜、工部尚书孙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