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三年十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寒灾席卷了法国和荷兰。
正在交战的法国和荷兰在这场寒灾中受到巨大打击,国内谷物价格飞涨至年初时的五倍,两千余万人口忍饥挨饿,仅仅半个月,巴黎街头就发现了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的上万人。
作为最大粮食出口国的神圣罗马帝国趁机抬高谷物价格,直接导致了法国、荷兰内部更是每天都有数万人被饿死、冻死。
同时,英国的詹姆士二世虽然镇压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反叛,但多年的战争破坏了农业生产,致使国内物价飙升。
十月中旬,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反战情绪也不断升高,这使得反战的托利党被选为新的国会多数派,而法国和荷兰境内的反战派也逐渐占据上风。
在这样的时刻下,分驻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的齐国主事分别找到了路易十四、詹姆士二世、威廉。
在各处宫殿,这些主事给出了三国执政者一张写满货物的清单。
齐国没有做亏本买卖,但齐国也不会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卖出昂贵价格。
齐国将许多货品在原来的价格上翻了一倍,而这样的价格对于现在的三国来说,无疑是十分低廉的。
冬月,齐国与三国分别签订了三份贸易清单。
一个月后,齐国将对三国出口三千万石小麦、三千万个罐头,以及五十万斤的红糖、蔗糖和三十万匹白布等商品。
这些货物的价格达到了三千五百万两,折合为三国两年的财政收入。
不过,三国执政者并不是傻子。
永昌四年正月,在齐国物资分批次的运抵中,三国执政者宣称这是高价从神圣罗马帝国和齐国买来的粮食,随后以齐国出口价格的150%进行出售。
后世齐国的学者在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评价:“在这场长达一年半的漫长贸易中,三国利用齐国商品来收割本国人民,大量中产跌落到了贫困阶级,而三国贵族则得到了海量的财富。”
四月十五日,太子朱怡铉与秦国公李定国从西京港出发返回北京。
五月二十六日,船队抵达天津。
六月初五,皇帝朱和垠召集内阁、六部、五军都督府官员,对阁位做出调整。
七月十二日,左都御史田文镜巡查旧港行省时发现旧港当地有大量隐田,秘密上奏后皇帝调离旧港旧派官员,着田文镜详查。
十月,田文镜弹劾前任旧港布政使曾巩,按察使郑烃,兵马使郭厚渭等旧港一千六百四十七名官员,并列举三人及其同党罪状。
经田文镜走访调查,旧港布政使司田亩自乾圣十二年开始便被官员贪墨、隐没,至永昌四年,许多在曾经在旧港任职过的官员都或多或少隐没了大量田亩。
十月十七,永昌皇帝朱和垠派秦国公李定国之子李嗣乾前往旧港查证。
腊月二十七,李嗣乾上奏永昌皇帝,言过往旧港官员贪污甚重,甚至牵连到了南州官员。
永昌五年正月初七,皇帝命田文镜彻查旧港、南州隐没田地数量,并下令将旧港、南州正八品以上大小官员一律下狱。
二月,田文镜率官员赶赴南州。
二月十七,南州总兵刘铖,兵马使杨崇叛乱,锦衣卫南州卫指挥使吴坚袭杀田文镜,田文镜跳海逃生,“史称刘杨之乱”
事情爆发后,刘铖和杨崇对内宣称旧港叛乱,紧闭南州门户的北港巴马加,以及诸多港口,南州军民毫不知情。
此时的南州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人口已经多达五百余万众,军队和兵马司的兵马合计四万余人,加之南州作为大明铁矿石重要挖掘地,因此当地造船厂的数量并不算少。
只是刘铖、杨崇高估了自己在军中和南州的威望,更高估了四周人的胆量。
同样参与了隐田桉的南州布政使郭兆卿根本不敢造反,于是趁着刘铖等人袭杀田文镜之时乘船北上,跑到了旧港南海府将南州叛乱的事情告诉了李嗣乾。
得知消息的李嗣乾当即上疏,同时派船只前往南州东州府新西兰。
好在东州府距离南州甚远,不仅没有参与“隐田桉”,更没有与刘铖等人同流合污。
三月十二,田文镜逃回南海府,同时刘杨之乱的消息传到北京。
得知情况的永昌皇帝着黔国公沐桢率南军平叛,海军协助。
三月二十,南军都督、黔国公沐桢抵达交趾,并调集交趾、云南、广西、广东、旧港等五省兵马出征,海军南海舰队协助兵马渡海前往旧港东山府新几内亚。
四月初十,沐桢领五省十五营兵马,联合南海舰队约五万众在东山府南安港誓师,并命人散播消息,称“良者按兵不动,犯事者降之则不杀”。
直到这时,北港军民才知道刘杨叛乱。
十一日,大军渡海,北港军民开港迎王师,大军毫无阻碍便登陆了北港。
同时,南州各地军民也按照沐桢所说的一样按兵不动。
他们这样,当即就急坏了刘铖与杨崇、吴坚这一群隐没了大量耕地的将领官员。
二十日,当沐桢率大军抵达合浦府,驻扎合浦的兵马绑了刘铖与杨崇、吴坚的心腹,同时急忙打开城门欢迎王师。
二十三日,得知沐桢占领合浦县的过程,刘铖与杨崇、吴坚大惊,当即带着六百余名心腹,在九真府悉尼港口劫船而走。
一艘装满金银珠宝的轮船与三艘轮船成为了他们的居身之所,一路向西逃亡。
二十四日,发现刘铖等将领不在的一名士兵大胆打开了刘铖府邸大门。
在发现刘铖及其家卷不见后,他们急忙派人去通知合浦县的沐桢。
二十七日,沐桢得到消息后连忙上奏皇帝。
三十日,宁明县守将上报,称看到四艘轮船向西而去,沐桢得知后,连忙派南海舰队向西追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