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觉醒年代》里，新文化的倡导者和旧文化的保守者同样是在他们的认知里选择他们认为的对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

包括这些动不动就变的政策，制定的时候，他们也殷切地盼望着政策能够解决难题。

尽管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政策的制定也够呛。

李立军看她走神，又安慰她：“你也别太担心，咱们国家能把什么叫生产权，什么叫经营权搞明白的就没几个领导。懂这些的根本说不上话，我就是怕咱们被盯上了，有人会鸡蛋里挑骨头，免不了有败类愿为鹰爪。”

叶文兰皱眉毛：“那咱们电视销售就不做下去了吗？这个行业很有发展前景。如果继续做的话，解决罚款不是问题。”

周秋萍琢磨了下：“先避避风头吧，现在电视台也不敢硬杠这件事，风口浪尖，太危险了。后面要做的话，我们尽量以坑位费的方式进行。就是我们只管推荐，不能管销售的事了。”

如此一来，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但这档节目对周秋萍的意义来说，不仅仅是挣钱，更重要的是人脉。

通过这档节目，她聚起了自己的商界人脉，这对她的发展大有裨益。如果没有这些人脉，她的外贸生意可没这么容易做起来。

田彩霞担忧：“那到底要整改多久啊？”

周秋萍还真说不上来。她估计接下来的情况都不会太好，不然也不会有1992年春天的南巡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