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圈子式的团结在那些前往海外谋生的中国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潮州帮、客家帮、广府帮、香山帮，各种以地域为特征的华人小团体几乎是海外华人社团的明显特征，这些小圈子可以为一小部分华人提供保护，但是却无法真正团结起来为所有华人提供保护，也正因此，给了外人个个击破的机会。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十九世纪中叶的马来亚拿律地区，当地盛产锡矿，为了开采这些锡矿，统治当地的土邦王公大批引诱华工前往采矿，而这些华工分别来自于福建和广东，人在外国飘零，自然需要团结，于是福建人组织了“海山公司”，广东人组织了带有天地会背景的“义兴会”，这两个小团体确实维护了本省人的利益，但是却忽视了相互之间的团结，于是被当地土邦王公利用，日益变得水火不容，并完全走向敌视，而且到最后又被英国殖民当局所利用，最终也无法在当地建立起华人的政治优势。

当时的南洋华人尚未意识到“民族与国家”的意义，他们最看重的也不是全体华人的团结，而是以地域为纽带的小团结，这种观念随着英国海峡殖民地的建立而逐渐发生改变，华人终于意识到他们为什么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了，他们也从西方的文化中学会了“民族与国家”的概念，也正因此，南洋华人才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反清革命事业。

但是南洋华人想要真正的团结起来，还需要一个纽带，这个纽带就是一个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特征的中枢政府。

满清王朝覆灭之后，这个机会来了，而且正好联合阵线政府也有此打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一个南洋地区的小联合阵线就这么悄然建立起来，虽然并没有公开活动，但是南洋各地的华人团体、华侨组织确实在某种层面上团结起来了，虽然彼此之间由于历史而导致的矛盾尚未完全消除，但是不可否认，一旦中枢政府有所需要，就可以立即使用这个南洋的小联合阵线。

这个小联合阵线实际上就是通过那些遍布南洋各地的华人学校进行联系的，各个学校的校长、老师就是这个小联合阵线中大大小小的首脑人物，由这些人通过他们的私人关系以及社团组织，进一步将这个小联合阵线的影响渗透到各个华人社团中去，当然，在推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阻力，这些阻力有的来自于殖民当局，有的则来自于那些为殖民当局服务的华人上层人物，对于前者，中国的中枢政府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交涉，对于后者，如果说服无用的话，就轮到军情局上阵了，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死于各种“意外”的华人头面人物也是不少的，而接替他们的人往往都是对小联合阵线持赞赏立场的人。

作为军情局南洋情报站分站的站长，黄承善就曾参与策划过刺杀当地的一名“华人护卫官”，虽然那次刺杀实际上是由当时的那位情报站副站长主持策划的，但是黄承善作为已在当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华人，非常熟悉当地的局势，没有他的协助，那场刺杀也不会被掩饰为一次意外，那名“华人护卫官”可能并不能算真正的华人，他只有四分之一的华人血统，不过这并没有妨碍黄承善将他列为“华奸”，对于这种人，他一向深恶痛绝，刺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负罪感，甚至还有一丝快慰。

那个“华奸”被刺杀后，新任华人护卫官终于真正承担起保护当地华人的责任，虽然实际权力没有多少，但是至少可以掩护当地小联合阵线的活动，实际上，那位新任华人护卫官就是当地几所华人学校的校董，有他出面，当地的小联合阵线非常活跃，黄承善也是秘密委员之一。

现在，黄承善就与五位新加坡当地的华人头面人物坐在这间军港的会客室里，这六人中，倒有五位是当地小联合阵线的秘密委员，至于另外一人，虽然没有加入小联合阵线，但是此人却是一位当地著名的华文教育倡导者，这样一个人，自然不会背弃自己的民族。

他们这六位华人代表之所以坐在这间会客室里，主要就是为了向那名英国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先生递交一份请愿书，以表明华人社团在这场“马来亚事变”中的立场。

等了许久，才有人过来接见，不过并不是那位英国总督本人，而是总督先生的一名殖民地事务秘书。

“几位上午好，我是总督先生的秘书，你们可以叫我帕克先生，我负责代替总督先生接受你们的请愿书，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要求，也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会代为向总督先生转达的。”

这名殖民地事务秘书居然会说福建话，这让黄承善等人有些惊讶。

或许是看出这些中国侨民的惊讶，这位帕克先生又做了番自我介绍。

“我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英国领事馆里长期担任商务参赞一职，因此熟悉福建方言，福建的好几种方言我都能讲，反倒是北方中国话我说不好。其实我是前些天才调到新加坡的，本来是奉命归国，可是没有来得及上船，就赶上了此次事变。非常遗憾，在此次事变中，中国侨民的财产受到了一些损失，对此，我深表同情。不过，如果你们过来是提出赔偿要求的，我是无法给你们答复的，实际上，中国的中枢政府已经就此问题与英国驻华公使先生进行了交涉，但是大英帝国政府坚持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紧张局面的并不是英国殖民当局，而是那帮朝鲜暴民，如果他们也能像中国侨民一样热爱和平的话，局面不会变得如此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