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这个时期是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即便没能考上学校的人也通过顶替父母工职的方式，陆陆续续离开了农村。

如此一来，人才流失让电视机小组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要命的是，原先电视机小组主要依靠陈立恒和唐老师管理。现在陈立恒来京城上大学了，唐老师又要出国了，根本分不出人来管理。其他成员的水平也就是会组装而已，想短时间内指望他们迅速找到提高效率的方法，又不现实。

这般内忧外患，电视机小组实在无力承担更多的订单。光是应对附近几个县的需求，就已经竭尽所能。

所以，在陈立恒又一次打电话回去，要求再运200台电视机来京城时，革委会主任都愁眉苦脸了。

他们也想把电视机卖到伟大的首都来，最好占据了全部市场。要真有那一天，他们跟自家孩子吹牛都倍有面子。我们的电视机，那可是首都人民都要的。

可有多大肚子吃多少饭，他们没这能耐，就不能张嘴说瞎话，白耽误了人家的事儿。

革委会主任再三再四地道歉：“老九啊，我们实在是忙不过来。”

他在公社干了这么些年，还是头回体会到什么叫做劳动力不足。

放在一年前这个时候，他们向阳公社还为如何安置多余劳动力愁的头发直掉。人闲容易出事儿啊，闲了没钱，穷则生变。

哪知道眼睛一眨，整个世界都不对了。现在不仅他们向阳公社，附近几个公社都没闲人。

大家伙儿熬糖的熬糖，酿酒的酿酒，学上过学的年轻人得基本都跑到农机维修站和电视机小组来了。就是这样，还原材料告急，人手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