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府的建立，可以顺利扩大司法权利，至少偶发事件，有辽东军队的存在，也足以保障对事态的控制，有问题是暂时的，利益却是长远的，如果不进行这种变革，归附部族始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力，现在朝廷是省了不少心思，可遗留给子孙的，却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发的大祸患。

辽东目前还有少数独立掌握着司法权的部落，那都是没有参予到辽东工商经营的、在偏远山区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小部落。而这一点在中原也不例外，一些居住在僻远山区或者与大城大阜交通不便利的乡村的汉人，主导村镇秩序的主要力量何尝不是族宗长老们？这一点并不要紧。

此外，两个人也就免除强制婚嫁、免除更汉名着汉服等歧视性强制政策，以及胡人做官的各项待遇方面相持不下，两个人据理力争，丘福所主张的，其实更利于眼下的安定和平稳，但是从以往归附的部落多有发生叛离和争端来看，夏浔的融合之策才是一劳永逸的法子。

行在参政陈寿泰然一笑，捻着胡须，摇头晃脑地道：“皇上，臣以为，淇国公所言，才是老成谋国之见。外夷异类，终非我族，不可以国人待之。唐玄宗厚爱胡人，结果安史之乱，几乎丧亡唐室；宋徽宗与金国缔盟，结果辽国灭亡之日，金人兵锋便指向中原。厚待夷狄，视如自己，不啻与虎谋皮呀！”

夏浔昨夜与娇妻几番云雨，阴阳调和，如今是神清气爽，听他反驳，一点火气都不生，气定神闲地道：“陈大人此言差矣。唐初对外用兵，胜多败少，奠定了大唐的霸气威风，而这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其中不乏异族，所用兵马，更有不少乃是胡兵。凌烟阁中二十四人，试数数胡人占了几何？

唐之藩镇政策，才是国之大患。朝廷疲弱之际，藩镇将领遂起异心而已，其弊在于放权太重，其因在于人之贪欲，而非出于胡汉之争。自古以来，哪个朝代没有叛将逆臣？其中又有几个是胡人？纵然是同族的大将，见朝廷势弱，遂起野心者不知凡己。自三皇五帝到如今，你何必单单挑出一个安禄山来说事儿？”

陈寿的手僵在胡须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夏浔道：“现在的政策，轻松、简单，无需多费心神，于长远看，却是朝廷心腹之患。纵然一时有些难处，我们这一世人不去做，将来留给后人的就是不可收拾的一个烂摊子，诸位大人读圣人书，但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变革就是关乎我大明气运、万世太平的事了，如何不肯去做？”

这句话顿时挑动了朱棣的心弦，江山是他的，他对未来的责任感远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重，听到这里，拍案赞道：“杨旭说得好！丘福、陈寿所言，不无道理。但……天生之才何地没有？为君者用人，只应择其是否贤明，何必分别彼此呢？

其人贤则任之，其人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重用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唐太宗重用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次子），这二人不但皆是胡人，且为胡人王子，但一生忠心耿耿，成为朝廷栋梁。唐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有播迁之祸，乃是他用人不明。宋徽宗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有夷狄之祸。岂是因为用了夷狄之人么？

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方是明君。前元当年以无敌兵威，悍然入主中原，国祚不过百年，便被俺皇考举义帜，逐出中原，原因何在？就在于前元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于自取灭亡，这前车之鉴，怎可不慎？”

皇帝已经盖棺定论了，众人也就不宜再就此事纠缠，纷纷称是退向左右。

朱棣吁了口气，又道：“使其处于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终有成为一家之日；若竖起篱笆，当贼一样防着，如何可以教化他们呢？当然，他们初来归附，多是畏我势力，未必尽是出于赤诚，适当的防范还是必要的，古人说受降如受敌，杨旭，你在辽东，对此不可不慎、不可不察！”

夏浔忙躬身道：“臣谨遵圣上教诲！”

朱棣淡淡地扫了眼丘福和陈寿，这两人一文一武、一唱一和，意见却无比统一，联想到前日他们对夏浔众口一词的明捧暗杀，朱棣心中已经隐隐有了些憬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