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这个空子，他不仅压榨着不少民人卖了田地，还将钱粮压在他们头上，而且还是分完田租之后再算钱粮，这般生意做下来，银子虽然不如工商来得快猛，却是稳稳当当，省力省心。

钟上位不觉得自己有错，第一，他没有违法，这般路子，都是刻意笼络了当地法正，得他明确释法后才行的，要怪就只怪那些民人，总怕跟官府打交道，不愿过契，官府自然也不会在这事上帮着他们民人说话。

第二呢，不是他一个人在这么搞，不少外省人，以及从广州等地退出来的商人，也都开始这般经营田地。对他们来说，工商再旺，总是虚的，不购田置产，那还能叫人么？而要购田置产，现在新朝钱粮分田银和物银，梳理得极细。不是自己种，总是难以谋到厚利，那么想办法把这田物税转给佃户就是理所当然了。

即便是转了田物税，地价这么高，田租上再压压那些佃户也是合情合理嘛，反正他们以前没得田耕就没得饭吃，现在田地这么贵，更是没有活路，再吃些亏，只要能活下去，大多还是要低头的。

跟众多将银子转投到田产上的外省人和商人一样，钟上位觉得自己比康熙朝时奉公守法得太多。却没想到，还是有佃户跳出来闹事了。新朝跟康熙朝比，皮面上抹得光鲜，律法也确实宽减了很多，但法网更密。不用他钟上位活动，那邓小田聚众闹事，已是死路一条，更不用说他还袭击官差，这可是韶州府今年来少有的大乱。

所以当那位年轻的观风使老爷，跟着知县老爷一同问讯钟上位时，觉得自己这个受害者还被审问，钟上位满心冤屈。

“小人哪里是哄骗！？他们卖田给小人，小人要他们去官府过契，他们死活不愿！白契上写着税钱他们自理，我收他们六分租，这租子是高了点，但也是他们自愿嘛，又不是小人强逼。”

“年初卖的地，到年中地价涨了三成，他们觉得卖亏了，又来找价。契上分明都写了，即便要找价，也是越年再找的，这些人就是刁民！”

“为什么不让让？让了他们，小人其他地让不让？其他地都让了，小人不是亏了么？小人买这地，难道是为供养他们？地价这般高，小人总得想着自己的本钱吧？”

钟上位姿态谦卑，可满口商道，郑燮和曲江知县都没话说。本朝工商立国，讲的就是信和理，就这两字上说，钟上位确实没做错什么。

深查下去，勾结乡里巡检，威胁那帮佃户，收租时在斤两上作假，还四处行贿，谋求乡里公局局董，这些小动作是免不了的，也算不上什么大罪，但凡心性狭冷的地主都是这样。

跟着曲江知县查了几日，邓小田事件的起因也基本厘清了，郑燮就回了韶州府城，向程桂珏汇报。

“曲江知县在此事上有督察地方不严之过，也只是小节，钟上位虽有贪吝之行，在田契上哄骗无知小民，但法理上却难以惩处他。所以整件事情的性质，就是邓小田因事杀人，蛊惑作乱。”

程桂珏很利索地下了论断，当然，这只是他向法司递交的汇报，此案由法司直管的曲江县通判管辖，而此时邓小田还没抓捕到案，会怎么宣判还不清楚，程桂珏只是判定此案跟官府作为有多大关系。

郑燮很难接受这个结果：“此事官府无错，钟上位这地主也无错，只有邓小田等佃户有错。就杀人之罪而定，这确无争议。但根底不是钟上位贪吝，才逼得邓小田愤起的吗？”

程桂珏叹气：“钟上位虽然贪吝，可于法无罪，要说谁真正逼迫了邓小田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