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新办法，移民！说起这一案，政事堂都在感叹，皇帝见机在先，先南后北，现在有南洋这么大一块地盘，甚至还有南洲那样浩瀚无垠的大地，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人，简直是再理想不过的泄洪之地。将失了生计的灾民转给殖民公司，由朝廷补贴，殖民公司安排灾民在南洋各地定居，既是救灾，也是开发。

殖民公司也正需要移民，朝廷花费会少很多，但问题也是有的，大多数灾民都不愿移民，毕竟故土只是遭了短时间的天灾，为此背井离乡，实在划不来。

第三案其实是第一案的变种，朝廷在遭灾之地扶持新业，将灾民转化为工人，让灾民可以不依赖田地吃饭。这办法需要结合实地情况，要费很大精神，同时花费也很多。新立之业能不能稳住也是个问题，风险难测。

最后一案，就是汇聚上述三策，因地制宜，办工程，兴新业，加上移民。但这需要地方和朝堂投入海量人力去规划、管理和监督，同时是一项长期工程。三案齐上，就意味着将主旨为“安内”的国策继续推行下去，而且更加深入。

《浒墅和约》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同时在南洋，英华跟荷兰、不列颠两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劣，这时转头安内，变数太大。

李朱绶总结道：“内阁认为，单行一策，都只是治标而已，仅仅分流灾民，而并行各策，成效最大，花费也少，未来还能见得绝大好处，唯一顾虑的，就是两三年内，不宜大举动兵。”

内阁肯定已充分讨论过了各项方案，甚至都跟东西两院密切沟通过，李朱绶才能这般笃定，断言会有绝大好处。因为这事涉及军事和外务，李肆不拍板，内阁可无法按策实施。

李肆沉吟片刻，缓缓道：“多难兴邦，说的不是一桩必然的道理，而是我们应该化天灾之害，为国民之利。内阁这几桩建策，只有最后一策符合这个道理，其他各策，仅仅只是应付天灾本身而已。”

春旱不是一桩单纯的天灾，随后往往又伴随着夏涝，被动地应付这些天灾，国中人心也会不断动摇，这个过程，前世见惯了天灾场景和社会反映的李肆，已有很深的认识。

抛开道德不谈，就现实层面来看，这场春旱，以及后续多半会有的夏涝，带来了一桩绝大的财富，那就是几百万“活动人口”。

地方和中央的工程，需要海量人口，平日风调雨顺，不仅找不足这么多人力来办，工价也很高。

南洋殖民地的移民潮最近越来越疲软，不少新发现的熟地都无人去垦殖。扶南人口到了二十万就再没大的增长，勃泥辛苦开发多年，现在还不足十万人口，吕宋那边甚至还有不少民人回福建讨生活，因为国中百业兴旺，机会很多。而在殖民地，几乎只有种田挖矿一条活路。现在有了几百万活动人口，推出去十分之一就是大成功。

另一方面，因为田物税很低，种田虽难得富贵，过日子却不成问题，这也使得国中新业渐渐缺乏人力。比如广州县西关的织造坊，即便有了蒸汽机，还需要大量飞线挑梭的织工。但男织工的工价越来越高，不得不开始广召女织工，由此引得国中争论不休。另一方面，不少织坊干脆搬到江南龙门，召廉价的江南织工。

现在将这些活动人口推入城市，或者是推入新业，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正蓬勃兴起的工业对海量劳力的需求。要知道奴隶制已在吕宋和交趾渐渐兴起，华夏人诱骗甚至捕虏土人为劳力，去干挖矿背砂一类的低技术劳力活，已成为工业资本家们最青睐的选择。

李肆没马上作决断，再问了一句：“如果选择诸策并举，除了影响国策之外，还有什么坏处？”

彭先仲说话了，显然他提过反对意见：“大兴工程以及殖民等策倒是没太大坏处，就是花费太大，执行困难。而推农人入新业，就需要市场，足够大的市场，容纳百业勃发而产出的海量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