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夷夏大防的传统原则，堂堂天朝的中央帝国同外间的一切夷狄是根本没有平等可言的，一切夷狄只不过是天朝的藩属，只能规规矩矩地向天朝纳贡称臣，如有犯上作乱，则只有剪除讨平一个办法。

而关外的满洲部落世世受天朝封赏，史册俱在，却突然不驯造反，而且强占辽东、数次入塞，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明朝的臣民中更是引起了极大的敌忾情绪。一般人都以为，同清方谈判、构和，不论有什么理由，都是丧权辱国，甚至就是通敌叛变，是石敬瑭、秦桧一流的行径。

在前文中已经知道，在明末敢与和满清进行谈判的，只有一个袁崇焕。而袁崇焕的两次谈判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最后一次还被当作“通敌”的重要罪状之一，直接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又是在平庸的爱国主义热情充斥朝野的情况下，杨嗣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议“款”，正说明他有着不凡的战略眼光和对崇祯皇帝真诚的忠爱。

在这里多说一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自诩为“明史专家”的人，撰文说袁崇焕通敌什么什么的，证据就是他与后金的谈判。事实上，这些“专家”的错误太显而易见了吧！当然，笔者不是想为袁崇焕洗地，笔者一直认为：袁崇焕的死是罪有应得，他的罪名就是他的无能。

再把话说回来。当杨嗣昌提出“款和”后，朝臣中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这种眼光和忠爱。而在以东林为首的反杨派看来，这正好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

东林党人认为，杨嗣昌共有三大罪状。一是为“逆案”翻案，同东林君子作对；二是父丧、母丧双重的服孝身分腆颜于朝，伤害了国家以孝治天下的根本；三就是通敌误国。而这第三点，几乎是要引起全国官绅民众公愤的。

当然，在东林党人内心中认为：只要不是东林党人掌权的，那都是东林党的敌人。

于是，东林党官员立刻对杨嗣昌发动了猛烈攻击，以反对倡言和谈为主，兼及其他。反正某某和某某某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东林旗手，闻名天下的理学大师黄道周。

黄道周，至今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声。他的学识渊博，在理学和《易学》方面的修养犹深，而且节操高尚，为人严肃不苟，被人认为道德文章 均堪为楷模，声名隆赫，遍及九州。那么他会拿出什么搏人眼球的高深理论吗？

第636章 改组内阁

黄道周对于杨嗣昌的攻击，却完全是站在理学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的。他认为即使天下再缺乏人才，也万万不可用像杨嗣昌这样应该在籍守制的“不祥之人”，因为这是违天理、逆天道的。杨嗣昌不能坚决回避辞免，就是贪图禄位，居心阴险。

而对于议款，那更是关乎国家大节，即使有百利也绝不能行。何况他还认为，就是从眼前利益来讲，议款也是行不通的。并且他在奏章 中说：“不用说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使款矣、成矣、久矣，目前宁远、锦州、遵化、蓟州、宣府、大同之兵，何处可撤？”

不过这个逻辑却相当有趣。黄道周似乎认为：由于不好安置因和平而裁撤的军卒，那就根本不应该去追求和平。这样高明的逻辑都能够被推导出来？真心献上我的膝盖啊！

可黄道周的地位和声望远非几个普通言官所能相比，他的攻劾所造成的影响力也就超乎寻常。在这样一股风潮中，杨嗣昌款虏误国几乎已成了舆论中的定评，他在精心筹划十面张网中取得的功绩也被轻松地放置在一旁，没有人愿意为他评功摆好。

好在崇祯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糊涂。他出于天朝皇帝的傲慢和形势好转带来的盲目乐观，完全不愿考虑“议款”的建议，但对于杨嗣昌的信任和珍视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他也清楚，朝臣们攻击杨嗣昌带有浓厚的朋党意味，在“款和”问题上立论虽然同他一致，用心却全然不同。他还是一心一意地信用杨嗣昌，同时也禁止再议论对清方构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