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带着少数残卒逃回老家，从此固守乡土，不再出兵作战。秦、张两部失利后，其余川军更加不堪一击。张献忠和罗汝才经达州（今达县）、巴州（今巴中）一路向西，于十一月中旬渡过嘉陵江，攻克了川北重镇剑州（今剑阁）和梓潼，转而向南直逼成都。

张献忠、罗汝才流动入川，造成明朝上下一片混乱。杨嗣昌不得不离开襄阳大本营，于八月起亲自入川追剿。但他的行营和本标辎重沉冗、人员庞杂，在四川泥泞的山道上进展迟缓，根本追不上迅疾如雷电的农民军，在各处负责堵截的川军又无力抵挡。

农民军在四川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编了个歌谣说：“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四川监军道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杨嗣昌一面抱怨川军无能，“蜀兵之脆，将领之愚，至不堪言”，一面急调湖广、陕西各路部队入川。

但左良玉抱定了不损失自己实力的主意，对接连八次命令拒不执行，后来干脆带上部队进入陕西兴安（今安康），远远地避开农民军。陕西的贺人龙等部也拖拖拉拉，不想入川作战。最后被逼无奈终于入川，打了几次败仗，就再也不敢同农民军正面接触。

而朝廷中四川籍的官员和四川的地方官却为了张献忠的这次入川大肆诋毁杨嗣昌，说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杨为武陵人，明代属湖广省）故意驱敌入蜀，以邻为壑。

杨嗣昌连日在山间奔簸，得到的却只有前线不断失利的坏消息和四川官绅的恶言恶语，真是气极败坏。他把失败归罪于川、陕等处的官军，攻劾他们堵剿不力。

为此，对杨嗣昌绝对信任的崇祯皇帝把邵捷春逮捕治罪，最后斩首于西市。陕西总督郑崇俭被革职，后来也被问成死罪。但就在明朝方面一团混乱的时候，张献忠和罗汝才却连克什邡、隆昌等川中、川南州县，于十二月初攻陷了川南的重要城市泸州。接着又返师向北，破仁寿、逼成都、陷德阳，绕道川北东渡嘉陵江，在崇祯十四年初拿下巴州、通江，最后沿着长江北岸胜利出川，重新回到湖北。

第731章 猛然出现的李自成

张献忠、罗汝才部在四川千里大游行，攻克十几座州县，队伍日益壮大。杨嗣昌惮心竭力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最后损兵折将，一无结果。

造成这种局面，除了诸多客观因素，所谓大势所趋之外，也有杨嗣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郧阳抚治王鳌永曾经上疏论杨嗣昌说：“嗣昌用兵经年，不能荡平贼寇，并非谋虑之不长，正因其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其大纲则易，事事用心则难。何况贼情瞬息万变，今数千里征伐机宜，一切尽出嗣昌一人之手，文牒往返，动辄旬月，号令与事机违背，无怪乎战败之报屡闻。……臣以为嗣昌之统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只需核其机宜是否确当，执其要领，去其繁琐，决策奇谋以制胜。何至于迁延岁月，老师糜饷？”

王鳌永对杨嗣昌的评论还是公允而有见地的。在自以为是、事必躬亲这方面，杨嗣昌确实同崇祯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明末诸臣中的确特别聪明干练，但这种聪明干练也正是造成千里转战，调度失灵，将帅不和，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

而崇祯皇帝总是喜欢那些在某些方面同自己有内在一致性的臣子，对于这个杨嗣昌又难得信任到了实处，当然听不进王鳌永一类的话，因而降旨对他进行申饬，仍然鼓励杨嗣昌继续我行我素。杨嗣昌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仍然事无巨细一管到底。到崇祯十四年春天，战局终于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

张献忠和罗汝才的这次入川，完全打乱了明军围剿农民军的部署。而在这时候，因为大批的明军调到辽东作战，中原的官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而被张、罗联军这么一搅合，中原围剿农民军的形势完全就颠倒了过来。所以说，张献忠和罗汝才这最后一次联合作战，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也给了其他各条战线的农民军以有力的支持。

而在此时，趁着汝宁军的收缩战线，革左五营也运动、隐藏在了大别山地区。而见到了四周没有什么明军能够威胁到了他们，他们也将快蠢蠢欲动了。

而就在杨嗣昌正跟在张献忠、罗汝才的后面在四川进行千里游行的时候，另一支农民军在沉寂了两年多之后，又突然出现在河南地区。那就是李自成的部队。

李自成部自崇祯十一年初潜伏于川、陕、鄂边界山区，一直没有动静，明朝朝廷一般都认为这股农民已经彻底被歼灭，朝野中也流传着李自成已死的消息。但到了崇祯十三年冬季，李自成所部却奇迹般地再现，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骠驰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