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钱钱，说到底你们担忧的还是国库的问题。”易风点了点头，“关于这个，我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考虑。我也知道，我即位以来，朝廷国库不断支出，早入不敷出，民部赤字达三千余万贯。不过大家也应当看到，朝廷虽用兵不断，可却一直都是胜利，而且朝廷的兵将伤亡并不多，朝廷为战争花费的这些钱粮，所得到的也更多。我们收复了辽西，夺回了辽东，还拿下了吐谷浑，此外还将奚、契丹、霫三部正式纳入了朝廷统治，不别这开拓了数千里之疆土，光是新增的人口就超过二百万口，这些难道不值付出？”

“而且百姓们并没有因为朝廷的战事有太大的扰动，我们征召他们转运粮草、修路、制造器械等，朝廷都不是无偿征召，而是支付了不低的工钱，百姓们为朝廷服役，却是得到了一笔不少的工钱，得以补贴家用。而同时，将士们为国征战，朝廷支付给了他们丰厚的薪水，同时还有优厚的赏赐，伤残死亡者也有妥善的保险赔偿和抚恤津贴，没有人为此不满。甚至可以说，从朝廷到将士再到百姓，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战争的红利。朝廷支付的多，可有银行的借款加上债券的发行，让我们并没有到需要强行从百姓手里摊派加征，虽然有些利息，可想想我们得到的数千里疆土，几百万的人口等等，几千万贯难道亏了？”

易风虽然用兵不断，可他和汉武帝的用兵可不同，汉武帝用兵，军费哪出的？通过各种征派，完全是靠从天下的富人和普通的百姓手里抢钱来支撑着战争，结果是打了几十年，仗虽打赢了，可国家民生也打崩溃了，减户一半。但易风完全是用另一种形式在打仗，这个战争如同是一场生意一样，朝廷的军费并没有从百姓手里加征摊派，而是通过银行借款和发行战争债券筹款，筹得的大批款项来支撑战争。将士们拿着丰厚的薪水和优厚的赏赐，百姓应征为朝廷转运粮草、制作器械等也不是强征劳役，而是有着同样不错的薪水。虽然这样一来，朝廷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可朝廷因为战争的胜利，新增加的这无数土地山林矿产人口牲畜城池，那都是钱财。何况，在攻占辽东和吐谷浑后，朝廷也基本上把那些原来土著中的上层全给扫清了，官府和他们的财产基本上都充入了国库之中，这也是很大的一笔钱。可以说，除了战争失败，不然这样的仗越打，朝廷只会越赚，不但朝廷赚，将士们和百姓还有那些商人，每一个都在享受着战争的红利。

不过易风的这些宰相们却明显不太能接受易风的这种思路，对于朝廷担着几千万贯的财政赤字，充满着惊惧。大家习惯了量入为出，习惯了积蓄存储，如今突然寅吃卯粮，这样的提前消费的方式他们吃不消。

“嗯，把辽东和吐谷浑战争中夺取的战利品拿出来拍卖吧，那些金银珠宝等等，房屋庄园、矿产作坊商铺，牛羊牲畜车马，通通都可拍卖掉，所得钱财款项上交朝廷财政。”易风的话让参知政事、民部尚书樊子盖脸色好看了不少。

“另外，我最近有意对朝廷的税制进行适当的更改，这是我拟的一些初步的条款，你们可以看看，提些意见补充，然后颁行天下。相信，新的税制实行后，肯定能大为改善朝廷的财政收入问题。”易风最后抛出了一个大招，改革税制，从根本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568章 人均二十亩地

侍卫给每位宰执递上一份折子，正是皇帝亲自拟写的税制改革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两点，一是对现有的租庸调税法改为两税法，二是对现在基本上征收不了多少税收的商税改革。

杨素等宰执们一听说税制改革就有些心中动容，税收可是国之基石，随便动一点那都是不得了的。而一看税改第一条就是改变现有的租庸调制，就不免更加惊讶了。

自秦一统天下开始，华夏各朝的正税，一般都是引出自孟子的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为理论依据，按“租”“调”“役”（田租，特产，徭役）三个项目征收。到了本朝，曾规定百姓可输钱免役，由政府雇人代替，称为“庸”，“租调役”于是变成了“租庸调”。

本朝的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核心，丁男（二十一岁）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各授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永不归还），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归还。同时颁布《租庸调法》，规定受田丁男应缴纳的田租、调赋和应服的徭役即租庸调。实现“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朝廷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

这种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还是很不错的，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大的局限性就是随着国家安定，人口的不断上涨，最终导致官府无地可授。而租庸调制基本就是均田制，有田才有租，有户就有调，有身就有庸。而一旦无地可授，那么百姓没有地却还得交租庸调，这就矛盾了。开国之初还好些，大家都有地，慢慢的地越分越少，甚至没地可分，租庸调却还得交，这就是大问题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人头税，看似公平，其实最不公平。

而易风提出的两税法是什么？正是历史上到了中唐时期均田制崩溃之后，朝廷不得不改革的新税制。

历史上，两税制度出台之后，此后千余年，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虽税制各有不同，但主税却基本上是在这一基础税制上进行修修补补。

唐代两税的核心应当是量出以制入，先预算政府要用多少钱，然后就向百姓征收多少税。具体的就是参照前几年的财政支出，取一个平均数额，再定一个税收总额，然后把这一税额分配到各地，各地再按税收配额制定税率。其二就是取消了主籍客籍的区分，从法律上承认客户地位。由于税率并非由中央统一规定，而是由地方根据税收配额制订，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区，人均税率就越低。在主客籍不分的情况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纷纷迁入这一低税率地区，这种迁徙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各地人口密度的差异和税率差异，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