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国民大会前中共能否提交名单已经成了问题关键。在马歇尔拒绝调停的情景下，第三方面民主党派梁漱溟，蒋匀田，左舜生，莫德惠等出面调停。10月26日，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分送中共梅园新村、马歇尔使馆和国府。

但周恩来看到后大哭，说第三方面出卖了他，故第三方面不得不撤回该方案。11月11日第三方面接到国府通知，国大代表报道人数达到法定人数，无论中共是否参加，均预定在11月15日举行。

值此，第三方面也出现分裂，民社党和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民盟拒绝参加并开除民社党出民盟。此时第三方面调停继马歇尔调停失败后，也遭遇全面失败。

1947年3月7日，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南京送董必武等中共驻京人员乘坐美飞机撤回延安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此时，国民政府为迎接制宪国大，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但已经对军队战斗没有约束力。

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国民政府应马歇尔的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能进一步举行圆桌会谈，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党争端。

中共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

这使得国共谈判失去任何基础而完全破裂。

此时中共仍坚持在南京活动，拒不离开。国府两度委婉逐客无效，故2月底，国民政府公开下达逐客令，限令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留守处代表3月5日前撤离，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关于1947年1月制宪国大之后国府三次和平努力，有各种说法。

梁漱溟曾经说过：“综观前后，过去即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因为“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

中共认为，是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试图嫁祸共产党；国民党认为，是“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

周恩来则亲口承认：“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

1947年3月7日，中共驻京留守处代表乘坐美国运输机撤离南京。

1947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最高检察署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此时双方已经完全失去了约束从而放手大打。

而此时在东北方面，局势再度发生转变。

1947年夏天，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向国军发动了强劲的夏季攻势。经过两个阶段的猛烈攻击后，克城数十座，歼灭国军近4个师6万多人，可说所向披靡。在结束攻势前的最后一战中，林彪将目标锁定为四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