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蠹》的第一层论点。

接着韩非开始阐述民众多少与财富厚寡之间的关系，先说古代自然物质丰厚，人又少，所以大家不用争抢，现在人多，物产少，所以大家互相争抢。

从大方向上阐述完，韩非又举了古代贤王和如今县令生活条件作为对比。

古代禅让天子之位，是因为君王要不辞辛劳的为天下人谋福祉，自己的生活却并没有多好。现在一个小小的县令生活条件比古代贤王好多了，所以大家都争着当县令，更别说天子了。

原因即在其间实际利益的大小很不一样。

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圣人即是统治者。

中古时代君王行仁义，然后得服天下，但如今，君王行仁义反被其他国家灭亡，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世异则事异。

然后进一步论证：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古今社会风俗状况不同，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再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

实行仁政并不能让天下不乱，人民总是屈服于权势而不是仁义。

现在的学者们要求君主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要君主像古代圣人和孔子一样，要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那般，这是不可能的。

孩子不学好，无论父母、师长、乡邻怎样劝慰都不管用，但一看到官吏依法搜捕坏人他就害怕了，开始改掉恶习。

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总能兑现，使人们有所贪图。

阐述完观点后，就是此文的重点和重心。

所谓五蠹就是五种危害国家，阻止国家强大，使得国家混乱的五种人。

儒者：儒家学派的人，用文辞扰乱法纪，蛊惑君主和世人。

纵横家：言谈者，在国与国之间搞外交，花言巧语、搬弄是非，轻易挑起战争。国家不能靠外交强大，要靠修内政强大。

游侠：剑士、刺客，聚集党徒，效力于贵族，触犯法令。

患御者：害怕服兵役的青壮年，为逃兵役投奔权臣贵族门下。

不法商工之民：制造残次商品，卖给辛苦耕种的农民来获取巨大利益。

韩非把儒家和纵横家给形容成了蛀虫，因为韩非师从荀子，所以多儒家非常了解，文章中对儒家的抨击可谓一针见血，比对纵横家的批判更加辛辣，相当的有意思。

儒家虽然在后世备受推崇，但在当时的战国时期非常不受重视，是众失之的，受到很多人攻击。

儒家宣传“仁政”，用“仁”治理、统一天下。

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统治者都在忙着兼并战争，想着怎么打倒敌国让自己的国家更为强大。

如果统治者用“仁”治天下，那么他就会被其他国家吞并，谁他们用仁政治理天下啊？

所以，当儒家的“仁政”在当时可谓没有用武之地。

这种抨击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过分，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思想权威，各家各派捍卫自己的学说，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才是最好的，才能救世救民。

韩非不算说的最过的，先人孟子对其他百家的抨击更为辛辣，丝毫不留情。

孟子称张仪、公孙衍为“妾妇之道”，看人家脸色行事，给自己谋得一点儿好处，甚至骂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这里的墨翟就是诸子百家中的墨子，也就是《秦时明月》中的墨家。杨朱就是《一人之下》中千年邪派“全性”所尊崇的祖师爷，着名观点“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当然孟子虽然言辞辛辣，但并不是一味谩骂，而是怀着捍卫儒家、捍卫真理的正义感。

那个时代，各个学派互相辩论是常事，又没有禁区和权威，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天行九歌》中韩非不仅在《五蠹》中大胆diss儒家、纵横家，还敢把自己写的文推荐给身为纵横家的卫庄。

这和那个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卫庄即使看着非常不爽也不能对韩非动手，他只能在辩论上想办法胜过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