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粗粗翻看一遍奏疏的帖黄，这批大多都是各地和中枢官员关于登州局势的奏疏，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弹劾奏疏，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针对周延儒和孙元化的。

周延儒有贪墨受贿的嫌疑，崇祯早就有所怀疑，他也曾经关照东厂悄悄的打探，但是回报上来的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使得秉性多疑的皇帝愈发感到困扰。

最近几年国事日渐棘手，他总是希望大臣们能够实心办事，然而从堆积如山的奏章里他看到的，除了国事忧艰之外，就是臣子们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攻讦。

相比之下，周延儒虽然不断遭到弹劾，在办事上还能令他称心。此外，他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次对周延儒的弹劾风潮背后有人在指使。

“你们一个个都说周延儒贪渎误国，换了你们就不误国了？”他内心冷笑，却又十分无奈。朝议也好，奏疏也罢，大多是空谈――他何尝不知道现在的许多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解决问题，甚至是在饮鸩止渴，但是不如此又如何办呢？

周延儒几次已经表示要注籍回避，他都下旨温慰，但是面对不断飞来的弹劾奏疏，他又一次的动摇了。

接着又是几封弹劾的奏疏，却不是针对周延儒、孙元化的，而是刘宗周弹劾户部尚书闵洪学的。

闵洪学是温体仁的人，这点皇帝自己也很清楚。刘宗周弹劾闵洪学明显是针对温体仁的。

皇帝感到：在最近几天里，各处来得奏疏内容有了微妙的变化。针对温体仁等人的弹劾明显增加了，其中大多数都是东林党人。他们在奏疏中不厌其烦的提醒皇帝：温体仁当初曾经“阿附逆党”，入阁之后还企图为“逆党”和“钦定逆案”翻案，有些奏疏中还罗列了温体仁和他的同党们的种种言行。

除了针对温体仁一党之外，凡是在登州事变中被牵扯到的各级官员，最近都遭到了猛烈攻击。吴桥县令毕自寅因为纵容“罢市”，激起兵变已经被革职，他的兄长毕自严也遭到了猛烈攻击。

除此之外，新城王氏的几位在朝的官员也被指责要为“激变”负责。

“就没有一个好人！”崇祯不胜忧烦的丢下奏疏。他隐隐约约的感到，登州兵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兵乱，俨然有了朝廷大臣上借此机会党争的契机。

他托着头默然不语不愿意再打开一封奏章。周围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