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方才所念的四句诗文却是《老君变化无极经》的最后四句，这《老君变化无极经》本是道教正一道中典籍，是汉魏南北朝时涌现出的一大批托名老子、老君所著的道经之一，比如《老君变化无极经》、《太上老君开天经》、《太上妙始经》、《太上老君虚无自然本起经》、《老子变化经》、《老子化胡经》、《文始传》等，这些道经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神格化老子，以老子变化无常为中心，迁附历史上各种人物，将其纳入道教理论系统的宗教典籍。

与唐宋以后人畜无害，脱离现世，组织松散，放弃对基层动员能力的道教不同的是，从后汉至唐的道教却是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道教更接近与早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深入基层，组织严密，有着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目标为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王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黄巾军和五斗米教，前者几乎摧毁了强大的东汉帝国，而后者在汉末时期割据汉中，建立了割据政权。

五斗米教将信众按照地理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然后在每个区域设置祭酒管理信众，便如同世俗官员一般，而这些祭酒对信徒的动员控制能力，肯定远非汉魏时期的地方官员可以比拟。而这五斗米教又叫正一道，由于其创始者张道陵自称师君，信徒又称其为“天师”，所以后世称其为天师道。

史书上记载，张鲁割据汉中之后，以鬼道治民，若有犯法之人，则原谅三次之后才行刑，用祭酒而非官吏来治理，百姓十分高兴。这并非偶然的，古代汉中地区属于巴蜀的一部分，当地从远古开始就崇信鬼巫，崇尚浪漫松散的文化与盛行礼乐儒法的中原文化迥然不同，而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时就吸取了大量鬼巫文化，治下松散，而没有中原大一统王朝儒法待下的严苛，自然更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

其后即便是外部势力建立的川蜀政权也必须对本地的天师道领袖做出一定的让步，比如氏族流民首领李特建立成汉政权之后，就册封范长安的祖上范长生为宰相，免予其“鬼卒”劳役赋税。

道教拥有了如此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自然会引起世俗政权的敌视，南梁大臣刘勰在其《灭惑论》一书中批判道教“运钝则蝎国，世平则蠹民”、“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循、孙恩，乱盈晋末”，其中张角、卢循、孙恩都是历史著名利用宗教起义作乱之人，而李弘何德何能，能与以上三人并列呢？

如果更详细的翻阅汉魏晋史书，就会发现当时以“李弘”为名的宗教起义领袖实在是太多了，仅仅从东晋明帝天宁二（324年）到北魏孝明帝武泰初年（528）两百年时间里，史书上明确记载的“李弘”起义就有九次，其发生地遍布全国，没有在史书上明确记载的只会更多，显然，不可能有一个叫李弘的人活了两百多年，流窜全国各地，不断发动起义，难道这只是偶然吗？

这就要在当时流行的诸多道教经典中寻找原因了，在这些经典中，李弘乃是老子的化身，即老子西出潼关化胡成仙之后，其在人世间行走的化身便名叫李弘。于是乎，从汉代开始，道教中便有“老君当治、李弘应出”的谶语，而东汉后期黑暗的政治环境和魏晋南北朝的纷乱状态，自然更增添这种弥赛亚式样预言的吸引力。人民越是对现实政治失望，就越是寄希望于那位“老君化身”来到世间，建立一個太平盛世，脱离现世的苦难。

看到这里，应该就不难理解范长安等人对天子给自己的儿子起名李弘的愤怒了，皇帝把自己的儿子起一个未来救世主的名字，叫他们如何忍受的了？作为范长生的后代，他们与当时的天师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李家在登基为帝之后，尊老子为自己的始祖，尊崇道教，但李家尊崇的道教却和范长生他们信仰的天师道是两回事，南北朝时期，北朝有寇谦之、南朝有陆修静对天师道进行了改革，他们的改革虽然各有不同，但大体来说就是放弃了当时道教对教众控制和基层组织，换取世俗政权对天师道上层的赏赐和官职，从那以后，天师道就成为了世俗国家的一部分，自然就没有之前那种战斗力和攻击性了。而在范长安等人看来，这种新道教不啻是一种异端和背叛，自然是嗤之以鼻。

“李弘在不在成都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长安宫城那位！”范长安冷笑了一声：“妄人不畏神灵，自有鬼神咒他，我等静待便是！”

“不错！”王璐笑道：“那我等现在做什么呢？”

“我等行事当顺势而行，此番来成都，我们就是几个盐商，在商言商便是，别的一个字也不要说，不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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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