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这林邑王倒是有些舍本逐末了！”贺拔云笑了起来。

“这倒也未必！”古加尔笑道：“我知道对于大唐来说，这神庙浮屠用处没有那么大，民为邦本，而对于林邑国就未必了！”

在古代东南亚地区的诸多王国中，越南其实是是一个后来者，自从秦灭百越，建立郡县之后，直到唐末五代时期，越南一直都是以中原王朝的郡县的面貌存在的。直到公元937年，交州当地的豪强吴权在白藤江击败了南汉的征讨军，实现了交州实际上的独立。两年后吴权自立为王，后世越南尊称其为吴先主。

古代越南史官黎文休（陈朝官员，士大夫，《大越史记》作者）认为吴权击败南汉称王的壮举：“可谓一怒而安其民，善谋而善战者也。虽以王自居，未即帝位改元，而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而吴士连（越南后黎朝时期官员）认为吴权之功不独体现于军事成就方面，“其置百官，制朝仪，定服定，帝王之规模可见矣。享国不永，未见治效，惜哉。”黎嵩（越南后黎朝时期大臣，历史学家）评价吴先主是“济世之奇才”，可是错误信任杨三哥，“顾托非人，祸及后嗣。”

用越南近代著名史学家陈仲金（《越南史略》作者，保大帝首相）的话说：“吴权内杀逆臣为主报仇，外则破强敌，保全了国家，真乃是一位流芳千古的忠义之人。赖有吴权这样的英雄人物，我南国始能摆脱1000年的北属枷锁，同时为丁、黎、李、陈诸朝日后得以在此南境建立自主政权开辟了道路。”

而现代越南历史学者则说：“吴权结束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亡国时期。我们民族赢得了自主权，揭开了民族长期独立的序幕。他在白藤江之战的胜利，为我们民族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越南独立封建国家发展和越南民族迅速壮大的时期”。

“吴权决定废除北方封建王朝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建立起一个堂堂正正的独立王国。古螺（安阳王时期瓯雒国的古都）又重新被选为十世纪独立王国的京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发扬了我们民族长期建国、卫国的光荣传统，表明了我们民族保卫那经过一千多年不屈不挠地反抗外国封建阶级的侵略和统治后所取得的独立的坚强信念。”

在上面的评价者中，黎文休，吴士连，黎嵩三人是越南古代王朝的官员、士大夫和学者，陈仲金是越南近代的民族主义者、资产阶级政治家、教育家，为了反抗法国人的殖民统治，寻求越南的独立，甚至在二战期间和日本人合作，在日本即将战败的1945年，拥立越南阮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保大帝，建立了所谓的“越南帝国”，陈仲金本人出任总理，几个月后日本战败，越南也爆发了“八月革命”，越南独立同盟（越盟）推翻了这个短命的帝国，保大帝退位，流亡香港，陈仲金重新回到了教育界研究学术，取而代之的便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即现在越南的前身。而最后那段对吴权的评价，节选自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撰的《越南历史》，可谓是越南现代国家对吴权的官方评价。

上面这些评价者的人身份各异，时代不同，立场不同，有的甚至在政治上甚至还是敌人。但他们对吴权的评价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结果却是高度一致的。

黎文休说“而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陈仲金说：“我南国始能摆脱1000年的北属枷锁，同时为丁、黎、李、陈诸朝日后得以在此南境建立自主政权开辟了道路。”现在越南政府说：“吴权决定废除北方封建王朝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建立起一个堂堂正正的独立王国。古螺（安阳王时期瓯雒国的古都）又重新被选为十世纪独立王国的京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三方不约而同的都强调一件事情：首先在秦朝征伐百越，建立郡县之前，在越南当地存在一个独立的越南人国家，因为北方中原王朝的入侵，这个国家被灭亡了，在接下来的一千年时间里，当地民族在不断的反抗北方帝国的统治，，这段时间被后世的越南人称之为“北属”，直到唐末五代，吴先祖带领越南人民挣脱了北方的枷锁，建立了越南人的国家，自此以后，越南人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云云。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位吴先主是保卫者、解放者、重建者，简直是“存亡继续”的大英雄。

而越南人也能把自己的国家从唐末五代一下子追溯到公元前200余年（即瓯雒国又称为安阳国，由西瓯及雒越组成。传说秦国灭亡古蜀国后，开明王朝王子开明泮（蜀泮）逃到越南北部时创建。都城为古螺城，在今越南河内东英县，后为南越武王赵佗所灭），成为一个几乎可以和华夏文明相提并论的古老文明。

看到这里的读者们估计有种非常古怪的感觉，任何一个对古代历史稍有了解的中国人就会对越南人干的这些事情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因为这些招数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匈奴人自称汉家女婿要复兴汉室，拓跋自称是黄帝后裔，宇文自称是炎帝后裔，沙陀人说自己姓李，所以要重建大唐，名正而言顺嘛。

没办法，古代越南当中国的郡县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们要闹独立，第一反应也是向中国人学习。这一点其实越南人自己也知道，所以他们一边拼命和中原王朝划清界限，称其为“北属”的同时，在面对东南亚的其他邻居的时候，却以华夏、中原自居，而将对方叱之为蛮夷，尤其是占据了今天越南南部的林邑，即占城国，更是各种污秽之词应有尽有。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古代的越南人很清楚自己和占城人是不一样的，与完美继承了华夏郡县大一统王朝体制的越南不同的是，在伊斯兰教传播开来之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以印度教和佛教立国的。后世形象的将其称为“曼陀罗”体系，在这种国际体系下，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力中心，每个权力中心都有自己的依附者，依附者向权力中心朝贡，而权力中心则向依附者提供保护。而每个依附者本身可能也有自己的依附者，而权力中心本身也可能是另一个权力中心的依附者。村落、集镇、城邦都是这个庞大体系的一员。

酷热的天气、崎岖的赞比亚山脉，将每年分为旱雨两季的季风气候，使得在东南亚建立广袤的领土国家变得极其困难。哪怕是最雄才大略的国王，他也不可能把大权集中于一人之手，而是将自己的子侄们派到臣服于自己的诸多城邦去，向其征收贡赋，而不是像古代中国那样直接派出官吏管理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