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隽野：“可是……”

“全国不超过五家医院有这种仪器，”习父继续说，“物以稀为贵，你觉得这个价格，是我们这种平常小老百姓能消费得了的？”

习隽野抿着唇，眼神有些孩子气得倔强，“你明明连费用都没让我问。”

“因为没必要，”习父说，“我不会去做的，我每个月在我那里做透析，也做了一年多了，结果你也看到了，医生说还行。”

习隽野：“可医生也说算不上乐观。”

对于病人家属来说，医生话犹如圣旨，简单的几个词汇就能轻而易举将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习隽野是害怕的，面对肾病这个事甚至比习父本人还要担忧。他做不到坦然地看着亲人的身体被病魔折磨成萎靡不堪的样子，更没有办法冷静地接受离去。

习父才四十多岁，他也不到二十。

原本平静安稳的生命因为病痛的介入突然加速，而最可怕的是看不到进度条，无法确认终点。

也许是几年、十年后，也许是几个月后。

这些不确定的点都成了习隽野焦虑和担忧的理由。

他想让习父的病情更稳定一点，他希望每次复查都能听到更好的消息。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贪心，健康已经成了奢望。

习父倒是不以为然，“医生都这么说，他们已经习惯性把最坏的结果告诉患者，我不认为目前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

习隽野的喉结滚了滚，“可能是你没有察觉出来。”

毕竟没有比检查报更权威的东西，白纸黑字显示着习父的病情，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的身体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