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清理牢狱的时候从里放出来，又被扣在义军当中继续赎罪的著名入室窃贼和几个老盗墓人；所以他们在刀子和赏钱的双重激励下，那些大户人家通常的隐匿手段根本是无所遁形的。

因此除了被隐匿在各种房产和别业当中的粮食之外，最后翻找和挖掘出来的各色财货物资，甚至还要比明面上直接抄到的东西多少好几倍之多。其中甚至还有位数不少存放开有些日子的甲械和旗仗什么的，看起来这些被镇压、抄没和审判正刑的大户和豪商之流，同样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在周淮安主导的新规矩当中，抄家抄出来的东西，也开始进行了三六九等分类和价值评估，像是粮食和财货、生活物资什么的统一归公，然后再按照需要划拨给提出要求的相应部伍；剩下的零散物件才是参与行事的将士们的个人福利；虽然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严谨和准确，也无法万全杜绝一些私藏小件财物的行为；但这还是在无形之间，也变相提升了周淮安所在后队的语话权和潜在影响力了。

然后，他干脆又为此专门订了一个小小的规矩，允许这些营中的士卒，用手中掌握的多余战利品和其他用不上的物件，来交换一些后队生产的产品或是相应的服务；并且，以后队派出的流动服务和售卖大车，为最基本的中介和担保，就此形成一个有限互通有无的内部市场。

至于最后剩下来那些比较粗重又缺少利用价值的物品，也没有直接放弃掉而是置之不管，而是让人直接丢在街头堆成一堆，让附近的贫民百姓想要什么自己去拿；

至少，虽说他们不敢跟随义军抢这些大户家的东西，但是从街头拿走一些义军不要的“无主之物”，那就在心里伤亡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虽然这两者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通过这个相对精细而周密的逐步分工与充分利用过程，王蟠为首的怒风营将领们，也由此认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诸如抄家和吃大户什么的征收工作，同样也是可以作为一件相对组织严密而计划周全的系统性项目来运作的，已达到投入与费时最高性价比的效果；

并且，他也由此打算以此作为成功的经验和范例，日后在军中各部慢慢的推广开来。

用王蟠在专门招待亲近人等的庆贺酒席上，亲手给他敬酒而直言不讳的话说就是：

“和尚啊，俺从来就不晓得洗城和吃大户，还能做出这么多文章和花样道道来呀……”

“真是白瞎了俺们这好些年岁月了啊……都错过了好些个东西啦……”

然后，他才看着一众心有戚戚然，或又是深以为同感的部下，由衷的回忆道。

“须知晓，以前咱们义军破了城之后，都是放手抢他娘一番的先……”

“有啥鸡鸭猪羊都通通宰了饱吃一顿肉食，再做打算呢。”

“有什么东西和进项，也都是混同在一处随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