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青苗费”等等。还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以为业绩。

号称免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的“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但是根据两税法而制定和分派下来的定额税赋，却是只多不少而与日俱增的结果。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再加上中晚唐藩镇割据林立而征乱不止的缘故，朝廷只能将天下收取来的财赋分为三份，一曰上供（朝廷），二曰供军（镇），三曰留州；然而为了支取到足够的用度，这三方都毫无例外的对于赋税进行了层层加码和增扩；而作为基层经手的地方豪强大户和胥吏们，同样也要在其中牟利和自肥。

如此层层分摊加码下来，实际上把农民手中辛苦劳作的一切都夺走尚且不足，还要逼他们卖儿卖女来补足；于是真要彻底执行到到了地方根本不用什么灾荒之年，就是各种水深火热而竞相逃亡的恶性循环了。而且，等到负担最重的底层贫户平民都逃亡的差不多，就轮到了六等以上的殷实户倒霉了；等到六等？的殷实户也相继破产的七七八八，那些缺乏足够靠山和背景的中小地主，也就不得不要破家来全力供应了；

等到这些与寒门士子的家庭，也开始走投无路的加入到天下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大潮当中去，而导致发生从量变到着质的蜕变之后，这才意味着一个王朝的丧钟就此真正的敲响起来。

所以这一切到了最后最大的受益者，则是那些与地方官府有勾结的豪强大户了；反正在无论如何朝廷都已经收不到多少赋税的情况下，他们依靠兼并田产和收拢卖身投靠的流亡人口为部曲奴婢，而在一波又一波的农民暴动中得以相互吞并壮大起来，而成为地方上越发具有影响力和私人武装的存在。也是将来夺取和窃据改朝换代过程当中，农民起义最终成果的潜在预备势力。

因此，目前义军能够留给地方农民的小半产出份额，已经足以让他们惊喜过望和感激涕零了；虽然这种感激只有较短的时效性，而会随着担心官军反攻倒算的不确定性，而逐渐消退干净。这时候周怀安又给义军留下了另一个法宝，相对于要等到夏天才能有所收获和践诺的税赋，这是一个在短期内就可以迅速见到成效和反向的计划；

就是通过辎重大队抽取的人员和车马，所组成的几十只流动商贩小队，逐步深入到沿着道路分布的百多个市镇、乡村当中去，贩售米布油盐酒酱农具铁器等各种民生所需的基础物资，兼带采买当地相对廉价的藤、麻、陶、瓷、禽畜等特色土产，充当一个定期往来城乡之间互通有无，调剂市面供需的原始商业流通体系。

再加上之前义军所掌握的关市，等于是变相得将这些新生的乡土自治团体，给变相捆绑在了某种必不可少的临时利益体系上了。也许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临时性的交流互动就会变成持续力的习惯性结果了。

虽然在这些暂时放任自流的半自治乡村之中，随着时间推移而可能重新分化、产生出新的剥削和食利阶层和个人，但是目前的实惠和好处却是实实在在多少令他们受用到了。这还只是对外的布置。

临走之前，他已经重新梳理了麾下的直属力量，探报队、普查队和工作队都有所扩充；然后是除了城邑中维持秩序和基本法度的巡禁队五队，另外又成立一只百余人的纠举队；专门负责监督军中的纪律和风气，同时兼带着查防奸细之责。

而这最后一点兼带的职责，才是他这次成立相关队伍的真正用心和戏肉所在。主要是有了名正言顺的由头，来逐步消夺军中旧有势力和来自广府方面的影响力，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采取一些果断而非常的措施。

因此，这支队伍实际上是由岭南本地出身的死忠——许四、许毅将兼任的，副手则是前官军钟翼；具体人员也都是挑选地方收拢的苦大仇深之辈，与怒风老营少有干系和牵扯为优先。而随自己前往广府的头目同样也要有四位人选：

一个就是马队队官孙六茅，一个是重建的前营副尉吴星辰，前者曾是王蟠的亲卫队长，后者则是王蟠一手提拔的新进；更兼是潮阳事变中死里逃生重要的见证人。

还有一位担任直属（队升小）团副尉的青州人林铭，则是真正负责自己周身安全与保卫工作的人选；最后一位则是周淮安一直看好的新晋旅帅葛国美、葛从周，也算是给他个在义军上层当中露脸和开眼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