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由于义军势如破竹之势下，也不免受降和收纳了一些朝廷旧属官僚，其中以被俘的前越州观察使崔璆、建州长史苏宋为首的一些人等，开始以协助黄王开府称制和建章为由，与“黄门八子”中人互为援应，在大将军府内形成了一股隐隐抱团的势力。

他们也是最为厌弃和痛恶虚和尚，在地方推行那些挖根掘底的酷烈做法；而主张黄王当优抚士绅而多多借助地方贤望之力，才是快速恩结和收拢收拢地方士子人心的正途云云；并且因为善于营治享受和作乐手段，在义军上层当中亦有所呼应者。

与主张发动下层的士卒和借助贫苦百姓之力的虚某人，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甚至隐隐针锋相对的路数。

而正常历史上的轨迹，也在这里再次发生了一个小校的偏差和分支；眼见得前方形势一片大好，而当初北出桂州的数万精壮义军，也经过一路上的破州没县的补充，已经壮大和扩充到号称二十万大军存在了。因此在潭州大肆休整和补充之后，就开始分兵做东西中三路了。

西路以新设立的水师为辅助，以左翼率将盖洪为水陆统军使，发兵五万沿沅水而上往攻辰州（今湖北沅陵），溪州、思州，最终攻略黔中观察使所在的黔州（今四川黔江流域），而以全取黔中道为大致目标。如若有所可能的话，还将往攻上游的渝州（今重庆市），以打开入蜀的门户。

而中路则以义军副总管尚让为统军，率水陆六万人马，继续北上攻略峡州、归州、房州、郢州，而进取山南东道节度使的理所襄州（今襄阳市），就此打开通往关中的门户商州（商洛市）的为首要。

最后，才是东路黄巢亲帅的本部人马十万，沿江而下攻打沿途的岳州（岳阳市）、钙州、复州（天门市）等地，而直取鄂岳观察使所在的鄂州（今湖北武汉）所在；并以此俯视和威胁长江沿岸的江（南）东、江（南）西、淮南各道州县。

不过，相对于孟揩、林言他们的一片乐观的情绪；当周淮安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义军的势头要开始减弱，乃至在近期内有所受挫了。

毕竟，在主持南方防线的宰相王铎北窜襄阳之后，周淮安觉得唐廷上下再怎么迟钝和人浮于事，也该有所反应和发动起来了；这也意味着义军前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突然性效果，已经逐步的过去了。而江南地区相对孱弱的地方部队被一扫而空之后，大受震动的朝廷下一次派来的，就会是久经战阵而经验丰富的北地健儿和老练将帅过来了。

而与此同时，义军的主力也扩张到了一个极致。当初在广府休养生息好的十多个军，约六、七万精壮士卒，经过了这一连串的战斗消耗和损伤，又在沿途扩充和吸收大量流民、降兵、穷汉后，所稀释和削弱掉的战斗力，却是在短时间内没法靠装备士气之类因素给恢复起来的；

而且还是在主动分散了力量，而失去了数量优势和规模上的威慑力之后；（当然也有消息说义军规模扩张的太厉害，摊子铺得过大已经开始出现局部的短粮和物资供应紧张了，所以这才分兵令其各自就食与地方）

如果再加上如今势头大好之下，义军内部开始弥漫的盲目乐观，轻敌骄胜的情绪；因此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黄巢率领的主力也将迎来一个战略发展上的瓶颈期，甚至是短暂受挫之后衰退和收缩期。毕竟，在这支起义大军的骨子里，还是传统农民起义那种靠到处流动就食，难以承受复数失败的一次性武装。

不过这种公开唱衰和与主流唱反调的吃力不讨好事情，周淮安自然是不会去迎难而上的；但是通过自己的渠道对那几只关系亲善的义军部队，隐晦的提醒和暗示一下将要面临的困难和危机；乃至让他们能保全下有生实力，避开不必要的风险；乃至继续扮演一下未卜先知的神棍角色，或是神机妙算的预言者，还是能够做一做的。

只是等周淮安刚刚想好这几封信该如何写，才算是有所针对性的有的放矢又不落人把柄和口实；还要考虑到具体对象的境况和所处的立场，进行不同的调整才能让人更容易接受，事后也不觉得突兀。

比如曹师雄和王崇隐那便就不用说了，比较轻松的得了这么大一个好处；正在想办法巩固、消化和站稳脚更下来，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建议都可做到言听计从了。

而像是在已经转任下率第四军右厢郎将的朱存那里，就比较现实和具有明摆的功利性了，因此只要能够晓之以利害关系，或是说明白趋利避害的道理就行了。比如建议他尽量讨得留守后方的职分，最好是驻留在水运相对发达的城邑内，一方面方便互通有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退路方便计。

至于在地位更高一些实力更强一些的右翼韬奋军军主葛存叔哪儿，则要通过柴平这个渊源和故旧进行劝说了，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都必须用上，才有可能打动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