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一军用来保卫和坐镇荆湖之间的重点区域，主要是襄州和荆州为代表的沿江水力工场、矿山的产业带，同时确保商洛道的畅通往来。

以骑兵为主的第二军大半数布置在江陵、襄阳之间，是作为总预备队来待机的；而第四军则是负责镇压长江以南沿岸，监视江北淮南地区的任务，其中小部分则支援峡江道作战。

可以说除了正在稳步扩建中的水军之外，大都督府眼下还真没有多少余力，来追加投入到这两条线上，就连金州境内的平定作战，也是挪用了商州武关方面的驻防力量才达成的。

而且光是为了有效控制峡江道五州之地，并且确保相应的地方肃清和丈田编户的改造工作，就已经占用了第三军和第四军的部分兵力。

而洋州所在安康盆地一旦被打下来，同样也需要最少半个军的维持和镇压，才能对抗和抵制来自比邻汉中平原山西镇的军事压力。这将进一步抽干和调空太平军都督已经为数不多的预备军力。

要知道，之前被动员起来的才刚刚归遣和解散安置下去没有多久，如果再度调集起来扩充军队的话，将会牵一发东全身的影响到一连串的后续生产计划和建设项目安排。

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大后方的两岭地区，尤其是珠江流域的岭东各州，随着这些年战事不断的抽调，各地圣库体制下的储备量和民间积余已经下滑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步了。

因此按照统筹科的推演和判断，如果不加以控制和调整的话，只怕到时候就算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而自然而然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及其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来。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各支工作队持续奔走往来各地的低强度、高频率的持续执行任务，已经让大多数人员变得疲乏和懈怠起来。

虽然还有好些精神干劲和物质激励上的加成，但是各种细节上的问题和错误、偏差概率，已经不可避免的积累起来，而几乎让人无法再忽略和坐视下去了。

就像是杨师古所负责的秘密调查当中，已经验证了当初那份报告当中的大多数现象和问题了；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为了应对需要而不断扩充“三支队”，导致成员素质普遍下降；另一方面也是任务紧张而急于求成的心态使然。

再者，眼下山南地方的反扑已然再次平定下去了；剩下的问题主要是那些散布在南阳盆地周边，邓襄各州境内的“山河子弟”，也就是书上曾经提到过，贯穿了有唐一代几乎全部时间的“山棚”。

他们乃唐东都西南及虢、邓、襄等州深山老林处狩猎之民，再加上历代流亡之民所构成的结社，而春秋迁徙无常游猎山川、河泽之间为生计。因为大多立棚屋于树上，以避野兽蛇虫而得名，俗呼为山棚。

《新唐书·卷一六二·吕元膺传》：「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人业射猎而不事农，迁徙无常，皆趫悍善斗，号曰『山棚』。

又与纵横江汉之地，云梦大泽周边亦渔亦贼的“江盗人家”一起，并称荆襄之间的“两大苦”。

而随着太平军进入湖南而大兴水路运输，并全力发展水师清理各条水路；实际上这些“江盗人家”的存在空间，已然被极大的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