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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江陵城中，周淮安也郑重其事的签发下了最新一封，发往江北新得的黄、蕲、舒三州的调拨令，以及相应镇反会副署呈上的《戒严条例》和《军管诸事细则》、《新地权宜考核的试行法》。

太平军进入和接收淮南之后，自有一套相应应用成熟的对策和运作体系，只要应地制宜的进行调整而已。然而眼下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既不是遍地饿殍的饥荒，也不是满地流窜多如牛毛的盗匪，更不仅是崩坏社会秩序下的灾害连绵，而是战乱积累下来随时可能爆发的瘟疫苗头。

没错，就是瘟疫。古人将凡能传染的病统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统称为“瘟疫”。几乎从始至终伴随着王朝更替的周期律，而在盛世和末世之间往复交替着出现在各种记录当中。

这个结论看起来好笑，但是说起来一点都不好笑。因为在另一条历史线上，凭借老家庐州一地之力而联合多方势力，最终通过漫长而残酷的大半年围攻才打下扬州的杨行愍，随后又面对来自淮西蔡州的孙儒军，所裹挟来号称“五十万”的大军。

当时扬州城中正是仓库空虚。饥民互相残杀充饥，丈夫将妻子、父亲将儿子争相卖给屠宰场，被卖的人如同羊、猪一样被屠夫宰杀。偌大“扬一益二”的天下第一富邑、淮左名都，凄惨的就只剩下几百户家破人亡幸存者的空虚之城。

最后杨行愍也为能够再扬州当地取得足够赡养军队的资源，而不得不前往江东两浙开拓局面，夺去了宣歙观察使之地才得以站稳脚跟，这就是有名的“弃扬夺宣”事件。然而面对来自孙儒势力的围攻，根据谋士建议采取了“据守疲敌”的方略。

结果后来孙儒的军队因为人口太多，吃光地方之后就陷入到饥荒当中，又因为放任自流的恶劣卫生条件，而在野地里应时爆发了大瘟疫，结果所部不战自乱。相反在广陵城中依靠发达的公共设施，整好以暇的杨行密军马一亦反攻，孙儒就迅速兵败身死。

残余部众在投降之后，被挑选出数千名精壮健儿组成了亲兵，又因为人人皆披黑袍罩甲，所以就被称为“黑云都”。但是相应的淮南地方也被打的十室九空而遍地荒芜。而不得不靠军屯和分田为由，重新招徕人口来耕作和居住。

所以杨行愍在历史上所建立杨吴政权，在后来号称是“宽仁雅信，能得士心。”“选拔贤才，招集流散，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的治世，是建立在淮扬人口几乎逃亡、死绝之后，从江东重新大举填户移民的基础上。

按照后世朴素唯物主义大思想家王夫之《读通鉴论》的评价：

“当是时，人各自以为君，而天下无君。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驯朴孤弱之民，仅延两闲之生气也无几。而王潮约军于闽海，秋毫无犯；王建从綦毋谏之说，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

列举出的这几个人算是五代将相王侯之中善存百姓的典范了，所谓“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觊中原，以糜烂其民，与暴人争衰王。以视朱温、李克用之竭民肝脑、以自为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岂不远哉？”

现在闽国的王潮尚且“不知所踪”，前蜀王建还在西蜀小朝廷麾下做一个小军头；张全义还在自己手下待得好好没有改名的迹象；成汭好像实在天门山聚众造反的时候，被太平军给顺手给收拾了；因此，真正需要太平军慎重对待的也就剩下这个同样还没改名的杨行愍了。

所以，眼下能够通过有限的两线兵力和资源投入，把这么一个后世称为“起于盗贼，其下皆骁武雄暴，而乐为之用者”带有时代气运的风云人物，给变相的关困在广陵城内；而在短期内不至于出来添乱和坏事，周淮安已然算是比较满意了。

而话说回来，历史上几度游窜于江淮之间，而在对阵中罕有匹敌的蔡州悍将孙儒的失败，也是真正败给了看起来似乎属于偶然，但是迟早也必然会爆发的瘟疫上。这也是如今已经介入淮南局面，所要审慎对待的潜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