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知道人称“甫里先生”的陆龟蒙身为当代公认的农学大家，不但贵为大都督下的仓曹左判，也是农林系统和各级屯田部门当中，公认颇具影响和号召力的领头人物。如果真要过问起来，他们这些底层人员是无法担待的。

而派来协助和支持他们工作的驻军联络员，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上太久而需要轮换期限的。所以他们必须在特定时限内有所调查结果，或是给出一个基本处置意见；才能方便清田测界、编户齐民、组织营屯等后续工作的及时开展和布置。

毕竟，经过当初那阵因为一份关于“三支队”各种过激行动和弊端的秘密报告，而引发镇反会内外大整顿的风波之后。虽然没有怎么撤销和缩减相应“三支队”的基本配置和权柄，但也进一步完善的各种条规和行事准则，细化规范了更多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对策，以及相应解决流程和周期上的步骤和弹性边际。

毕竟“三支队”在前期工作当中其实掌握了相当部分，带有明显利益趋向的权宜处分权。比如在抄家过程当中虽然有专门的司库清点和记录，也有来自供销社的主计进行相应的价值评估；但是在事后浮财分配当中多一点、少一点；给谁优先一些，谁是值得发展的积极分子和潜在基干户；乃至后续村庄自管的领头人推举，都可以形成影响和倾向的。

又比如，《镇反条例》当中严格禁止他们直接取用地方人士提供的饮食和服侍人手；而尽量以携带物资或是就地取材自给自足。因为在例行的内部通告上就有好些血粼粼的教训：在当初“三支队”开展的工作当中，就不止一次有人懈怠和放松紧惕，而吃了地方人士送来的饭食、酒水。

结果就是被人下了药而毒发身亡，或是放倒在地而失去自保能力，就此成为地方潜在暴乱分子的俘虏，或是被当场残杀掉以为报复。或又是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地方派来的人手服侍，结果时候变成里应外合进行通风报信、扯后腿，乃至破坏和捣乱的隐患。

还有的人放松了自律和警惕性，心安理得的住进了被针对的潜在工作对象家中。然后难以避免被对方用富贵安逸手段进行耳濡目染的拉拢和腐蚀，或又是受不住对方安排的诱惑而与两家女子发生关系。进而落下诸多把柄不得不勾连一气代为张目和蒙混过关，而给太平军的后续工作带来各种损失和隐患不断。

当然了，也有人被这种生杀予夺一般的权柄给迷花了眼，或是变得越发浮躁和急于求成、肆意妄为起来；乃至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利，就此所要好处和利益乃至逼女干和霸占，那些有问题和把柄人家的女子。而后两者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败坏，却是比起暴力对抗更糟糕的。

虽然在例行巡查和秘密回访、抽查当中，很快会被当众处置发落掉；但是也给那些一贯对镇反会颇有意见和挑刺不断的人等，各种进行攻吁和限定、抑制的口实所在。因此，具体到他们这些低层行动人员身上，自然也会有相应的隐隐压力所在。

至少再也没法逞性而为，或是光靠一腔义理和热忱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另外两个队的代表当即相继打了退堂鼓，只有于九郎还在根据“唯一否决条例”，以之前探报队的外围成员，还有暗中查访到的对象一起在附近失踪为由，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

因为，他以个人直觉从这位老乡宦身上，依稀看到了自家那位恶贯满盈却道貌盎然的于氏族长身上的几分影子；只是在众所周知的从容得体、温言和煦，却又不失客套冷漠的外表之下，某些东西藏的更深、更加隐蔽而已。

事实上也很难让人相信，在如今这个兵匪往来如梳篦的淮南地界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相对干净和清白如斯的乡土头望人物。这就像是放在满地污滥与混沌浊流之中，充满了严重违和感的一抹亮色和异数。

但是按照他在太平方略上所学到的东西，又本能觉得这种太过违背常理的异数，对于太平军乃至世间广大穷苦之人，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也意味着某种充满了欺骗性的微薄可能；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比如，让那些强烈反对或是暗中不满太平军政策和方略的人，有机会宣传和树立这么一个典范为契机；以证明那些本该被清算和打倒的豪绅乡宦们，其实也有被宽恕和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凭据。

想到这里，于九郎不由再度叹气连连，这种明觉得事情有所不对，但又无所着力的憋屈感觉让他很是难过。却是愈发想念起留在后方家中的妻子，根据她最新来书在家时也没闲着，而在女学之外，又参加了进阶的夜校修习。

然后他又想起了自己妹妹的来信，里头说了好些事情，但是唯一的重点就是关于堂兄于鄂水了。据说对方也参加了探报队的工作，而继续以膏药贩子身份游走在地方上。这让于九郎不免有些欣然和吃味，又有些无奈亦然以及隐隐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