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四道八路整理出来的冗余人力资源，以及各个领域的产能统计和再分配。

比如最新征战下来的江东三路（浙东、浙西、宣歙），初步的清田丈户和地方的清理整肃，以及后续配套的圈地屯垦的规划已经完成了大半数的进度了。可以说短时内地方上已经看不到多少成群的流民了。

虽然这段时间里除了沿海和内河湖泊的渔业捕捞之外；还没法实现什么像样的大宗粮食产出；反倒还要继续投入口粮和各种民生物资等等，来维持市面上的稳定和流通，以坚持到明年的夏收之前。

但是在之前的江东攻略当中，太平军通过战争缴获和后续地方清缴的查抄，陆陆续续从各地所获的各色粮草；其实加起来也有五六十万担之多的。其中一部分已经装船输送回上游的江陵等地作为储备，又差不多消耗在了关内之战当中。

还有一部分则是作为规划当中，各地营田所和屯庄的前期安置和后续维持的耗费，划拨给了设立不久的江东善后处置大使衙门。最后还剩下大概十几万石的新旧稻谷，则是留在了润州戍防区的重镇丹徒城中；如今也在就近供应着淮南攻略的粮台所需。

但是相对于江东三路在粮食出产上的净投入。在大都督府接管和重整了当地蚕桑茶果等周期较短的经济作物产地，及其衍生出来的众多手工业体系；并且通过长江中下游与太平军据有的江汉、湘水、洞庭、鄱阳流域的商贸流通圈子对接之后；

相应的税收额度就一下子迎来了爆发性的大增长，光是这三个月就一次性收到了堪比湖南、荆南、江西三路半年的各种（市税、行脚钱）杂正商税。其中位于宣歙路的四州二十余县更是首当其冲，占据了半数收益（二十五万缗），而令浙西路（十九万缗），浙东路（十七万缗）都要屈居其后。

虽然这其中未尝没有江东三路，因为长期战乱纷争导致商路不通，民间所淤积下来的巨大民生需求和海量的商品流通压力，在短期内逐步被引发出来的缘故使然。但是在这个数字之外，还有没有被计算进来的浙东、浙西沿海，逐步恢复起来的海贸进项加成。

可以说，光靠江东三路收到的这些商税预期，就足以同时支撑上三、四场现有规模的淮南攻略所费。所以说，江东三路加上两淮、江西在内的东南八路，真无愧是中晚唐以来维系李唐朝廷运转的首要钱袋子所在。

（按照唐宪宗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计天下方镇48道，申报户数224万有余（很多藩镇直接隐匿或是拒绝申报户口）。其中所谓“东南纳税八道”，其户数已占到全国在册赋税户数583。）

当然了，这笔钱大多数在大都督府的账面上流转之后，还是会变成上游荆湖地区沿江而下的各种水运物资；或是岭南沿海北上的特产和舶货。而又通过漕运体系就近反馈给江东三路地方，直接或是间接的变成促进地方屯垦安置、资源产出规模和商品流通活力的重要催化剂。

因此从综合产出上来说，在山南东道也开始收获了一整年的粮食和市税、行脚钱，又大量接纳和安置了来自关内的流亡人口和富户、商贾之后；如今真正处于亏损形态的主要还是位于西川对抗前线的峡江道五州。

尽管如此，渝州的盐和矿石，万州和忠州的茶叶，夔州的药材，以及通过涪江支流与黔中道所进行的公开贸易，针对上游西川境内的走私，同样也带来了不菲的收益和进项；只是这些利润和增益，都被沿江地带正在进行的诸多建设项目给吞噬掉了。

因此，再加上为了确保前沿关要的驻军规模及其后勤保障，和保持相对优势沿江水军通行巡逻的维持费用；所以在账面上还是始终是普遍亏损的支出赤字。在关内战事结束之后这点赤字也就无关紧要了。

反而是因为来自关内的大量战利品和各种财富，一下子涌入市场当中而一度导致了短期通胀和物价上浮的趋向；不过如今到处都在进行开垦、兴建和营造等生产项目的太平军，还是仗着体量将其给波澜不惊的消化掉了。

正所谓是钱少有钱少的用法，钱多有钱多的投资方式；但无论如何他是不会让过多财富躺在账面上，而是重新成为整体经济活力和大格局的一部分。而在初级工业体系支持下的商品经济大盘，对于各种局部波动的风险抵抗能力，也不是传统封建农耕社会的小（民）户-宗族体系可以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