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自贞元以来本来就在持续衰退的南诏国,在接连损兵折将的惨败之下(“屡覆众,国耗虚”),国内一度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被拉出来充兵备战,而导致田地里尽是老弱妇孺在劳作。这对当地的经济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后续影响。更令利益受损的臣民怨声不已。
而这一连串战败,同样导致南诏王族蒙氏的力量和权威严重受损,大批富有经验又忠于王姓的将士不是战死就是失踪,作为国都的羊(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附近)城中,正所谓是家家戴孝户户丧丁,南诏国内的政治矛盾和纷争也因此一度被激化起来。
而这又与南诏本身的国家体制有关。自贞观年间的蒙舍诏首领细奴逻,统一洱海流域的诸多小国(部族)建“大蒙国”之后,同样也是大量效法唐地建章立制;在中枢建立六清平官(宰相)、十二大军将(诸卫)、六曹(六部)长为首的十九阶文武官僚体制。
自此将国内分为十赕之地: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古城)、大厘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
在地方则是凡一百家设总佐一人,一千家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又效法唐朝的府兵和租庸调体系,所建立起来乡兵制度。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受到耕地,也都负担服兵役的义务。丁壮人当战兵,有马的人当马军。器械各兵自备。
军事组织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置一将,统带一千人或五百人。统带四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各地方人口有多有少,编成的军也多少不等,因之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四级的区别。又在险要之处设立六大节度使,分驻外围要害地方以统治六诏以外的诸部落。
但是作为蒙山乌蛮部族联盟首领出身的南诏,在国家体制内又有大量残留大量早期氏族联盟所留下来的残余影响,因此,在南诏国内亦有不少臣附部族首领出身的世系领地大贵族,或是以军功广占田土部曲的望姓大臣世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比如那个在入侵安南过程中被斩杀的这个段酋迁,就是后世那个因为金庸小说而知名的大理段氏先祖,据说更早可以上溯到北朝武威段氏的南下分支去。也是数十年后的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的祖父。而大厘城就是段氏家族的传统聚居地。
而那个那个战败逃归的清平官杨缉思,虽然很快就收到严厉惩罚并且就此病死了。但是在身后同样也把清平官的位置继续传给了他的侄子,同样出自国内高门大姓之一杨氏新当主的杨登。可以说是某种南北朝以来门阀政治在西南的变体。
南诏同样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平原河川间耕耘水田,种植稻谷,兼种豆、麻、黍、稷。水稻每年一熟,收获后栽种大麦,在冈陵上种植小麦,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除农田生产外,还栽植桑、柘、麻、竹、桃、李、橘、木棉、荔枝、槟榔、椰子等。“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千数丈。”又以此养蚕编织绫布。
因此在日常生产活动上虽然可以达到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但是对于那些国内中上层已经相当开化的豪姓大族来说,却是需要大量输入外来的唐朝物产,才能维持与之匹配的日常生活水准和需求,乃至政权运作的基本需求。别的不说,光是笔墨纸砚书籍什么的,就不是南诏可以产出和提供的。
然而与唐朝开战的长远影响和后溪代价之一,就是长时间断绝往来式的变相经济制裁,虽然固然并没有这个明显的概念,但是断绝输送往南诏地方的盐铁财货等物资流通,却是最基本的操作。因此,这也是历史上唐廷往复经略和交涉南诏的惯用手段之一。
而在先王世隆入侵安南的尝试失败之后,继任南诏王隆舜为了向唐朝议和和求亲,又再度改国号为“大封民”,结果就是导致了其在国内威望的进一步下滑和激起更多的矛盾。于是他不得不更多仰仗朝中的杨、郑、王、赵等高门大姓,来调和与维持局面而交出更多的权利来。
这么一番骚操作下来的结果,就是如今的南诏王隆舜已然在军国大政上,逐步受制于当朝的权臣郑买嗣等人。而这位清平官郑买嗣也不是等闲人物,他乃是天宝战争中被俘西泸县县令郑回的七世孙,自郑回开始就世代为南诏清平官(即宰相),也是南诏国屈指可数的高门大姓之一。
按照周淮安的那点模糊网络记忆。如果这个时空也不出意外的话,这个郑买嗣会在数年后,联手另一位清平官杨登杀死南诏王隆舜,立以其子舜化贞为傀儡。然后再过数年,郑买嗣又发动兵变将权臣杨登和舜化贞及南诏王室其他800人灭尽,自立为帝,建立大长和政权。
然后在历史上建立南诏而昙花一现的乌蛮势力,也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躲入深山,就此成为大小凉山当中的妥嫦取<绦谂ナ献宓陡鹬值穆拿擅恋敝校恢庇葱轮泄慕夥藕透脑煸硕k孕率贝切┕赜诖笮x股降钠孑庑挛攀裁矗涫狄彩怯兴糯吩ㄔ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