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如果是真爱的话，想必是不会介意这些荣辱得失的，太平军也不会不给人踏实勤劳谋生养家的机会。）

这一点，就要佩服建国初期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政策了。如果不能通过各种政策手段让这些旧社会残留变相的社会性死亡，从而只能乖乖接受最底层的劳动改造的话，那些广大贫下中农的子弟，又怎么能在同样的行当上玩得过这些天然具有家传见识和熟悉体制优势的旧社会残余呢？

不然的话，结果就是无数人浴血牺牲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革命成果，重新被这些混入体制内的旧势力所窃据和篡夺；因此看起来固然是有些不近人情的一刀切，却是有效防止了这些被镇压和清算，而充满怨恨的旧社会残余，在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死灰复燃。

（当然了，后三十年打着经济挂帅、招商引资和统战旗号，把那些大地主、奴隶主、资本家的后代请回来“落实政策”和待为上宾，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也不要求一劳永逸的效果，只要能够持续上一两代、两三代人，足够新朝自行选拔培养的利益群体和统治阶层形成稳固局面；这些旧有势力残余的社会资源、影响力和存在感，也都消退的差不多之后，自然就可以考虑放宽相应的对策和手段了。

随着这些年太平军掌握的地盘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物越来越多；周淮安也中算是深切感受和体会到了，为什么古外今来很多君主往往在年轻时都是想要有一番作为，可到了中年之后往往都开始倦政和昏庸起来的历史根源。

毕竟，让一个人十年如一日地处理无数内政，确实非常打击人的积极性，再加上年纪的增大，精力和体力的衰退，君主们往往就会开始懈怠和厌绝起来。而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是非来。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分出时间和精力来，面对自己后宫当中的那些嫔妃及其子女们，回应和满足他们源自各自立场的诉求，以君父、丈夫的多重身份，处理好相应的矛盾和竞争；或又是有生之年尽量的生育子嗣，而确保帝系延续的更多概率和稳定性。

不然的话，一旦让后宫的纷争通过各自的家庭背景，扩散和延伸到了外朝去之后；很容易就会变成朝野派系之间的党争和侵轧，乃至是衍生成为大统帝位上的激烈动荡和风波，甚至因此诞生了一些“父慈子孝”式的不忍言之事。

因此在这种相对压抑和劳心竭虑的氛围之下，所谓的后宫生活很容易就会陷入到某种例行公事的无趣循环当中。因此，历史上的历代帝王除了极少数个例之外，几乎都是喜欢不断的收纳年轻的妃子，乃至有些人一直奋战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刚入宫廷，而心思相对简单的年轻妃子身上，获得短暂的新鲜感和满足男性成占有欲的成就感；同时也是引入更多的新血来冲淡和打破宫廷之内，因为权力之争导致的紧张对立氛围。

（关于这一点，在拜读了李唐历代的帝王起居录和旁人的杂记文书，并且了解到其中隐含的血雨腥风与充满残酷黑暗的种种之后，周淮安也是深有感触的。）

也可以说，除了少数筚路蓝缕的从尸山血海里杀出个偌大天下来，而堪称是雄才大略一时的开国帝王之外；也只有极少数诸如在宫廷斗争中脱颖而出的汉武，或是竞争上位的明皇之类，盛世英主或是中兴之主的特例，能够继续在国家大事上保持住相应专注和意志力，而创造出一番偌大的基业来。

尽管如此，历史上依旧还是不免发生了诸如汉武帝被迫下达罪己诏，放任酷吏逼死皇后和太子的巫蛊之祸，而只能靠重新生一个幼儿来继承皇位，导致国家大政沦于权臣的绵连政治斗争例子。

而唐明皇倒是吸取了早年宫廷纷争杀了好几个儿子的教训，而在晚年专宠一人同时倦怠政务，而将国家大政相继交给权奸和弄臣，变相催生了边镇野心家崛起的“安史之乱”，让天宝盛世下的国家由此盛极转衰的结果。

更别说绝大多数君王从一出生，就被困在名为皇宫的变相大牢笼里，平日里感官认知所能见到的，也只是宦官和妇人所罗织出来的全部世界；因此直到一定年龄之后，才有机会以学习的名义接收到外臣传达的，不知道是几传手的知识和见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