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蛰伏于射洪城内的贼军得到后续补充而开始主动出击之后，他们依靠烧杀掳掠建银所维系的好日子也到了头了。在一次接着一次被埋伏和截击，又仗着马力和熟悉地形，勉强挣逃而出的损兵折将之下，让陈儒嗅到了某种危机和大难临头的意味。

所以，他最后在来自后方的源源不断输送而来的贼军，形成最终包围之前抛弃了利于平地奔驰的坐骑，还有那些发动和聚附起来的土团乡兵们，带着最后的八百十人钻进了射洪城以东的山林之中，才算是摆脱了初来乍到尚且不熟悉地形的贼军骑兵追击。

只是，当陈儒等人沿着山中的猎道走出来，并且得以步行回到州城郪县的时候，身边能够继续跟随的也就剩下最后二十多号人了。相比当初千骑纵横往来的意气风发，可谓是凄惨和落魄到了极点。

但是，由他带来的关于与那些贼军接战和遭遇当中，所获的关于地方上讯息，还是让宋浩不得不重视起来，而暂且放过了追究其责的打算。因为，那些贼军在射洪等地方上，已经不是简单抄掠大户和富室，或是鼓动和招募那些贫户、穷家，为之驱从和协力。

而是在抄没了那些乡土豪姓大户和胥吏、官绅之后，又分派人手开始正儿八经的就近丈量土地和清查户口，并且让那些穷棒子当中自行推选村头、里正之人，又从中委任了许多临时协办的吏员；根本就是一副摒弃了旧有乡班士绅制度，而另起炉灶的长远治理打算。

如果真让贼军这些明显想要反客为主的图谋和手段得逞了，就此掌握了地方的钱粮和丁役而站稳脚跟下来；那就意味着大唐官府治下的天翻地覆，和敌我实力对比的进一步彼消此涨；就算日后那些逃到州城里的官绅、胥吏们还有机会重回乡土的话，也未必能够继续讨得好了去。

想到这里，宋浩却是愈发的痛心和棘手起来，只恨自己当初在尚且占有优势和上风之际，出于保全实力计而未能派出更多的敌后骚扰和牵制的人马，让这些贼军轻易的摧残和掌握了地方的局面。

随即，他又对着身边的朱敬枚决然到：

“还请监院让人告诉行在那头，东川军此番自顾无暇是去不了！非但如此，我还要更多的援军和输送；不然贼势一旦突破我东川地界，难道仅有一道鹿头关之隔的西川境内，就能独善其身讨得好去么？”

而作为渝州别遣军的正将钟翼，也在隔着一道江水的南岸土丘上，隐隐与之遥想对望，而用一副风磨铜的千里镜，仔细打量着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城上下的布置和格局。

这是一座位于江流折转处的台地上，少有厚实夯土又包裹着大量碎石贴墙的较大城池；光是南面视野当中城墙部分就有约三四里宽；除了西北、西南向折转而过的涪江干流之外，又有从城南墙下绕过的支流郪江，郪县也因此得名。

也因为自古涪江水运极便，以相对于陆路便捷、通达的交通方式，而商贸往来如织。船只逆流而上可行至绵阳、江油的西川腹地，顺流而下至射洪、遂宁、合川、渝州等峡江水道。这里又是凯江入涪江的汇合口，船只向西逆上而行达中江。

故三台自开埠以来就是蜀中货物的集散中心和重要中转地。号称“左带涪水，右挟中江，居水陆之要冲，为剑南都会”。也因此聚附了大量的土客人口和财力列为上州，自乾元以后又充当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

最盛时梓州有户六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口二十四万六千六百五十二。其中最精华的三成都汇聚于州城郪县之内；故而郪县也是一度比肩成都的，蜀地第二繁华望要大邑所在。

而郪县东、南两面都是临水面江的天然险要。只有丘陵遍布的北面和西面的陆地，才有可以作为施展开兵力和进行围城作业的传统意义上的开阔地形。然而这里却是分布大片水稻田，虽然已经被清野坚壁过，但是田里的积水和淤泥也是不小的妨碍。

而作为唯一一条南北向穿过城东狭窄临江地带的官道和陆上商路，几乎就是毫无遮掩的暴露在来自城墙，居高临下投石射箭之类打击的威胁之下，而随时随地就可以将其轻易的截断。就连江边原本看起来品位繁密的城下坊和码头也被焚毁，而不给太平军水营从容登岸的靠近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