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现今的倭国举国户口不过数百万，而以全国之力也只能维持和供养的了平安京（今日本京都），这么一座类别中土大唐的城市，以及居住其中公卿贵族、官吏僧侣们的体面生活而已；至于其他五畿七道地方国司、郡司所属治地；更是介于中土的坞堡和寨子之间的土围子之类所在。

因此，如今哪怕是作为倭国腹心的本州大岛上，尚且许多未曾被开发的荒野地带和莽荒不化的山林部落；甚至在作为都城的平城京附近和其他令制的国境内，依旧有着大批活跃在山林的野人聚落存在；就好比是上古春秋时代（城内）国人与（城外）野人的故事一般。

因此，想要获得后续开发佐渡金山的劳动力，光靠从大陆运输过去的技师和匠人是根本不够的；还必须就地取材的获取到更多的基础劳动力的补充，才能进一步展开后续的工作；同时就近开进行农业开垦以获得扩大开采规模后的自持能力，也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因此作为这条线上的负责人，也因地制宜拿出了多管齐下的一揽子方案；一方面与倭国的朝廷进行交涉，以船团定期航线舶来物的贸易份额，换取倭国朝廷支配之下的奴隶和部民；另一方面，收买和雇佣越后国司所属的武装，从当地的野人和山民聚落中捕获壮丁以为补充。

因为佐渡岛孤悬海上的相对地理隔绝和封闭性；只要有足够的海上力量维持和封锁，就可以确保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的开采活动的保密；当然，同时也要做好发生与地方冲突之后，武力对抗和军事介入惩戒作战的准备，毕竟是财帛动人心，也不乏利令智昏之辈的。

而以当地落后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也不需要太过高端的劳动力；只要又足够的劳动力将矿坑里开采出来的矿石，用水力机关粉碎研磨筛选之后的粗金矿砂，定期直接装船顺着风潮和海流直接抵达登州境内，再进行进一步的熔炼和铸造好了。

至于征服整个倭国什么的，抱歉，如今还不在太平都督府的基本考量当中。毕竟，除了为相对丰富的金银矿脉就近提供廉价劳动力之外，如今的扶桑列岛就是一个充斥着贫穷落后和蛮荒之地的边僻之国，就算是打下来的后续维持和占领成本，也完全是得不偿失的鸡肋所在。

还不如利用文明上游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差优势，对其进行倾销式的收割和影响渗透，然后间接的扶持一些利益代理人，以当地政权的名义代为后续的压榨和剥削当地好了。而相比倭国的征拓过程当中相对的波澜不惊，如今打成一锅乱粥的新罗就更加热闹多了。

至少，在崔致远这个头号带路党为旗帜的号召和影响之下，如今已淮南兵为核心的所谓征南行营，已经将影响力横跨了新罗国九州五京的南部武、康、良三州大部；可以说除了新罗王京（金城）所在良州北部之外，二十多郡的大小百余城邑都在起直接或是间接控制下了。

而且他在这些新罗本土的直接控制区内，还巧立名目的变相推行起了诸多太平军早前实行过的方针政策，也自然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激烈反抗或是阳奉阴违的抵触；也导致了此起彼伏的军队骚变和地方动乱不止。但都未曾动摇他推行新政的决心。

因此，在这个对抗和博弈的过程当中，甚至连京城来的王使都在道路上失踪了两位；还有好几家真骨出身的大贵族和数十家六品头以上的中小贵族，被流窜的乱党和盗匪所破灭；数百计的庄头、村主、部民长等地方豪强，就此被镇平或是身死族灭。

因此，现如今除了没有公开发出讨伐的王命之外，崔致远所在的征南行营已经和王京方面彻底撕破了脸面，而只剩下最后一点遮羞布所维系的脆弱平衡；但是相对于北方愈演愈烈的叛乱和割据之势，同样一筹莫展的王京朝廷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只能在私底下斗而不破的角力当中，与这支横跨三州境内形同自立，却还在名义上归属朝廷的地方势力，形成了某种颇为微妙的动态平衡；因为，以当初淮南客军为骨干的征南行营已经扩充到上万之众，此外还有各地武装的民屯上百处，编管下的丁壮十数万计。

然而，这时候作为台面上首当其冲的崔致远，不但被出身的六品头崔氏本家除谱出籍，还因为发兵清查治下的清凉山海川寺不法事，并闯入搜拿鹫栖山通度寺中的藏匿盗贼；而在事后被新罗九山五院为首的僧团斥为不敬佛法的“当世邪佞”。

可以说那些崔致远昔日在中上层的贵族官吏中，所结交的密友、故旧，还有聚附在身边的下品头子弟、在野士子等追随者，除了少数人和大部分渴望翻身改籍的良人、平民和奴婢、隶民之外，其他都在众叛亲离当中承受不了压力相继背弃或是辞走了。

最后，反而是剩下来的那些少数旧识当中同样求学过大唐，而出自中事省、宣教省、崇文台等近侍署僚的崔彦撝、朴仁范、崔承祐等同族、同年，所构成的宾贡生群体，还有个别在野的大儒王居仁，相对坚定的站在了他这一边，而称之为“当世良心”“清流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