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来亨没有直接用行政命令要求地方官府收税时，只接受制式银币，而采用了利用内库局产业和绅商合作的迂回方式，主要是顾及到了明初发行宝钞的失败。

当年朱元璋发行宝钞，意在扩大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数量，起到恢复经济的作用。可是为了推广宝钞的流通，明朝官府却强硬地以行政命令进行限制，而且大明宝钞是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完全失败。

在中国历史上，白银大多是用来装饰的，但是银铸币也是由来已久，较早开始使用银币是在春秋中晚期和战果初期。

汉武帝元狩年间，白银已经成为法定货币，宋代时白银的流通量更达到一个高峰，使用范围越发广泛。宋仁宗时期朝廷下令征税时可用白银缴纳，直接确立了其正统的货币地位。

到明朝时，随着西洋海洋贸易经济的发展，其实像西班牙的鹰洋一类制式银币，早就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地区流通起来了。

与其让白银铸币之利，虚让于外国，不如由朝廷自己直接来获取这项收入。

不过说到底，现在的大顺朝廷手握一年九千万石粮食的收入，已经是后世清朝统一全国后财政岁入的三倍以上，根本不缺钱，所以铸币税并未李来亨力推制式银币及废两改元的主要动力。

本质上还是由于东亚地区，除了日本石见银矿以外，属于一个贵金属及铜料高度短缺的的确。这直接导致了历朝历代的优质铜钱、精美银元宝，都被大户人家窖藏到地下收藏了起来。

货币不在市场上流通，只放在地窖里面收藏，势必导致通货紧缩，严重影响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不管在技术上做出多大革新和改进，不解决根本性的货币流通问题，那么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古代中国，根本不具备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

宋代的岁入约有一亿多贯石匹两束，这个数据乍看之下很大，好像是明末清初两千万两左右岁入的数倍以上。

但其实“贯石匹两束”这个混杂的单位，换算以后，宋代的一亿多收入还要略低于明朝。

但是宋代的岁入之中，来自所谓“商税”的部分将近一半，这是否能说明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具备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

其实这就是误解了宋代的“商税”构成。

宋代的商税主体无非是“禁權”收入，即将盐与铁二项手工业收为国营的收入。

“禁權”收入只能是在商品经济尚不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实施，像明朝商品经济大为发展以后，即便是二十世纪的计划经济国家尚不能完全国营经营的盐铁手工业，一个古代国家怎么可能完全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