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李成梁经略辽东，把原先当地混乱的、朝廷对建州、海西女真的羁縻、安抚工作整理的很不错，同时，又强力征讨辽西一带的察哈尔图门汗，辽东马市大兴。

那么，这两件事在经济上，导致什么结果呢？

一个塞外河套地区、一个辽东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局势比较安稳的市场。这可是巨大的商机啊！

与这两个边贸市场挨着的，是山西、陕北、北直隶和山东，胡汉互市一开，交易量剧增，这四个省份的物资，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蒙古牧民中消费量巨大的紧压茶，这四个北方省份都不出产，只能从南方运。

这就刺激了商人要从更远的、也是物产更丰富的南方，把更多的内地物资，茶叶、糖料、铁器、布匹与丝织品等等，运到北方边塞市场去；同时，边塞市场蒙古、女真的大量土特产，皮毛、畜牧业产品、河套地区出产的甘草、枸杞，辽东的人参貂皮鹿茸等等，也要运到南方去。

南北之间，互通有无。然而，在这个让人大赚特赚的好机会面前，却出现了一个矛盾——物资运输量出现了惊人的剧增，但京杭大运河的运量有限的，而且还要有限保证官府物流运输。要运送的东西成倍增加，路就这一条，还这么窄。

瓶颈问题出现了。

怎么解决呢？很简单，也容易——再开辟一条路呗。

于是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和他们运用频率最高的一条商路，出现了。

这就是山西晋商的茶马道。

“南茶北马”在明朝隆庆万历之前，其实就有了，但是规模有限，声势还不大。随着“俺达封贡、经略辽东”的实现，这条路迅速繁荣起来。

由此导致，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汉口，成了另一条重要性仅此于大运河的南北大路，中继点、货物集散地、批发零售中心。

从南方福建来的茶，一直走水路，到了汉口，就要准备舍舟上路，改走旱路了；从北方南下的牲畜与各种畜牧业产品、山货土特产，以大宗批发形式到了汉口，就不在继续南下，而是在这里改大批发为小批发或零售。这样一样，汉口就成了东西方向（长江水运）、南北方向（河南旱路转鄱阳湖水运）这个大十字架物流渠道的中心。同时，又是商品的集散经销中心、转运中心。

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著作《广阳杂记》中，曾提到天下的繁华景象，总结有“四聚之地”——北京师、南佛山、西汉口、东苏州。

而湖广是世祖李来亨的龙兴之地，汉口是楚闯早期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地位更胜于随州、襄阳。

世祖朝后，汉口城市得到朝廷的政策倾斜，商埠通衢要地的优势地位，又一次次大大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