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虽然不喜欢钻研学问，当皇帝也用不着钻研学问，但是每天如小山一般呈上来的奏章，无不显示着大家对本朝和新皇帝的期望，奏章越多，也就意味着他这个皇帝受到天下人的承认——广开言路，礼贤下士，但凡不是秦始皇那种唯我独尊，而想有所作为的君王，都希望得到这么一个评价。

这种感觉让刘远觉得很享受，虽然这些奏章里他亲自翻阅的往往不到十分之一。

此时，御史中丞熊康就建议说：陛下不如在咸阳宫里设置一处类似于齐国稷下学宫的地方，可以招纳天下各门各派的饱学之士，以供他们讲学，也可以从全国各地挑选一些有一定学问基础的学子到这里来听讲辩论，既促进了各门派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又能恢复秦始皇之前自由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彰显陛下你海纳百川的胸襟。以如今乾国的疆域和规模，这样的治学之所，一定会比齐国的稷下学宫繁盛许多倍，百来年后，这就是陛下你能被记载于青史上的另一桩大功德啊！

刘远觉得他这番话很有道理，于是在咸阳宫专门辟出一处宫室，易名争鸣殿，又找到熊康所说，广纳天下士人，不限诸子百家，以供天子参考，以备国策之用。

争鸣殿一经建立，短短几个月之间，立马就成为天下瞩目的地方，许许多多士子来到这里一展口才，七国并立之时，那种百家争鸣的氛围仿佛又回来了。

战国时期，诸国并立，谁家学说更加适用于治理天下，能够帮助君王统一，就成为大家争鸣的焦点，但是现在时代变化了，天下差不多已经统一了，虽然北方还有匈奴肆虐，还有跟匈奴勾结到一起的司马昂，但是对大家来说，那已经是蛮夷了，不能归纳入中原文明的范畴，所以争论的焦点可以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比如说现在的乾国，应该怎么来治理才能更加强盛，如何才能让乾国更加迅速地强大起来，早日与匈奴作战，将失去的疆土都收回来。

这就涉及到国家财政的问题了，没有钱，怎么打仗？没有粮草马匹武器，军队何以为继？

于是有人认为，现在国家应该彻底禁止商贾出没，因为大家都跑去经商赚钱了，还有谁会用心耕作田地呢，不去耕田，粮食产量就少，粮食少，人就不够吃，百姓就要饿死，国家就要动乱。最好是让人人都回归到田地里，这样人心不乱，也就少了很多纠纷，说不定还能恢复到三代之治的局面。

也有人认为，商人本身是可以存在的，但是要加以控制，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重利，追逐利润，那就必定会损害义，义利不两立，治理国家，有仁义就够了，要利做什么？像匈奴这样的化外蛮夷，可以用仁义来感化他们，使其褪去强盗本性，变得像中原民族这般知礼好礼。

又有人说，为今之计，最好莫过于休养生息，与民无争，经历过秦末战乱的百姓已经经受不起再来哪怕是一点的盘剥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身为君王，也应该以身作则，崇尚节俭，修缮甘泉宫什么的，最好就不要了，咸阳宫已经够大了，将就着住就行了，你看天底下还有多少百姓，连茅草屋都住不起呢！

还有人直接对刘远说，陛下，像秦代那样，奉行法家治国，结果不过两代就灭亡了，这样是不行的。以仁德治天下，才能使天下人人归心，但是君王要以身作则啊，听说你对自己的父亲不够恭敬，甚至让他休了你的嫡母，改尊自己的生母为正妻，如果民间百姓也效仿你的做法，到时候礼仪何在，国将不国，人心浮动，还要谈何强盛呢？

这样的发展实在是刘远始料未及的，他没想到自己躺着也中枪，本来只是打算昭显一下胸襟，结果最后自己竟然变成了众矢之的。

我的家事，连我老爹自己都没什么意见，他现在顶着安乐王的头衔，正待在老家安安生生地养老呢，朝中大臣都没什么意见，有意见的都被我镇压的，你们算哪根葱，出来叽歪什么？我让你们献言治国之策，不是让你们来讨论老子家事的！

刘远怒了。

虽然这样的声音在所有建言里并不算主流，但总归无法让人忽略，而且最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刘远发现争鸣殿存在的意义，越发偏离了自己原来想要的方向。

许多人不是为了思索如何让国家强盛起来而在出意见，而是把自家的门派学说往国情身上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