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对方有心，自己却连半点回应都没有，这还是旧时相识的知交故友呢，更别说还有刘楠这一层关系在。

这么一想，刘桢就有点惭愧了。

“他现在在北军当差？怎么会突然调入北军了？当的是何职务差事？”

阿津掩口笑道：“公主一口气问了这么多，让我如何作答呢？”

刘桢白了她一眼：“限你三日之内，速速去查个清楚！”

——————

刘远的开国朝臣之中，除了世家出身的人，其余大都有着诸子百家的背景身份，就连宋谐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名家弟子。

这本也是正常的，自从百家争鸣的时代之后，作为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儒道法纵横名阴阳等几家，或多或少都会有门生弟子传承下来，其时士子也多有这样一层身份。

但是随着争鸣殿辩学愈演愈烈，连许多朝中大臣也都卷入了这场争辩之中，像主张儒家的御史中丞熊康，偏向法家的太仆卿周允和廷尉房羽，崇尚道家的光禄大夫魏密等，他们都希望以自己的主张来治国，更要命的是，这些人中不乏身居九卿高位者，这就使得争论难以避免也影响到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往往像提高商税与否这样一道决策，就能分成好几派争论不休，其中又以熊康为首的一帮儒学官员最能辩，大有来一个辩倒一个，来两个辩倒一双之势。

这等场面说起来，全因刘远而起。

就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冷眼旁观，甚至被朝臣们认为束手无策的刘远终于有了动作，他直接下令另辟文学馆，点名将先前一些明里暗里为自己说话，站在皇帝一边的学子放了进去，又将想要建立一门集百家之长的新学说的意愿传达给他们，并对学子们提出自己的要求：这门新学说，要博采百家之长，而且要于国有利，不能泛泛空谈，最好是在著书立说之余，还能总结出简单明了的治国之策，以供本朝历代皇帝参考，成为万世不易的典范。

这等要求虽然苛刻，却恰好搔中了读书人的痒处，他们或许不好荣华富贵，可有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流传青史，纵然不能与上古圣贤并列，但若能被后人提起时，景仰地尊称一声先哲，也不枉来到世上活这么一趟了。

是以文学馆的工作热情特别高涨，而且与争鸣殿不同，这些人起码还有共同的目标，所以纵然争论激烈，最后他们采集撰写出来的条策，若是能够经由丞相与皇帝亲自过目并首肯，就能编入书中。

这个被后世称为国策之争的事件，对国朝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由文学馆编撰出来的《国论》，

事后宋谐奉刘远之命，将《国论》所述种种，引申总结为几句话：以仁德治民，以明典镇恶，礼遇士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则天下同乐。

这条寥寥几句话的治国之策，不仅由此成为大乾以后几乎所有朝代的统治者所引用的治国典范，而且因为它所包含的儒道法等各家思想，使得儒家并未像刘桢所熟知的历史那样，得到统治性的地位，更未被捧上神坛，而道家法家等其它各派学说也并未被打压，百家学说，珍贵典籍得以流传，而非消匿在历史长河之中，这也成为后世点评高祖皇帝刘远时所津津乐道的一大功绩。

作为皇帝，刘远的本意当然只是为了维护统治，巩固权威而已，但历史的发展往往都会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之喜。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如今刘远不复先前被动的局面，一言九鼎的天子之威逐渐展露。

纵然这个国家是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但之前与刘远一同打江山的那些人，无非自以为有立国之功，是以时时还会与刘远唱反调，但现在经过国策之争后，基本上刘远决定了什么，都不会再有人轻易反对了。

刘远很满意，如果当皇帝还不能令所有人俯首听命，那这个皇帝还当的有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忘记刘桢在其中的功劳。

如今长子的婚事差不多已经定下来了，刘楠从军中被招了回来，他对刘远为他定下的婚事人选也并无异议，范氏女就这样从京师诸公卿之女中脱颖而出，成为未来的许王妃，择日成婚。

刘楠既已被封为许王，显然是不适合再在军中帮人打下手了，朝中也不乏“许王成年，可早令其前往封地”的声音，刘远便打算单独拨给他一支军队，起名奋武军，让刘楠协助北军，负责京畿以北地区的守卫，等再过两年再让他去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