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平眨了眨眼，似乎有点迷糊，过了好一会儿才算听懂了刘桢的问题：“田地原先是我们自家的，但是被淹了之后，我们家今年就没有口粮了，这时候正好有人来收土地，我阿父就只能把几亩田地卖给他们，听说总共卖了两千钱。”

这个时候一亩收成良好的肥沃田地的价格，大约是一到两万钱，各地行情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像阿平家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农田被淹，价格也就被压了下来，但是也不排除地主趁机压价。

两千钱看着挺多，但那只是平时的情况，像这种发生了天灾，有钱都买不到粮食的境况下，那些有能力出粮的人家只会越发将粮食囤积起来企图卖更高的价格，所以两千钱其实也维持不了几天。

只听阿平继续说：“结果正好又碰上我家阿弟生病，钱一下子就花了大半，我家有四口人，阿父说水灾一来，粮食都贵了，我们家每天就要吃掉几十个钱的口粮，阿父没法子，只好将阿母先发卖了，再把我也卖了，这样阿弟总算也能吃上一口饱饭。”

桂香忍不住愤愤道：“鬻儿卖女，竟也有这样当爹的！”

阿平忙为父亲辩解道：“我阿父也是没法子了，阿母被卖走的时候，他哭了整一天呢！别家还有比我们更惨的，一家老小都饿死了，没能等到被发卖。”

刘桢问：“你沿途入城时，可曾见到官府赈济灾民？”

阿平摇摇头：“若不是被奴贩领着，我们就进不了城，听说因为担心我们将疫病传入城，当时我们进城的时候也都要先看看身上有没有病的，我阿弟就差点进不了城呢！”

桂香恍然大悟，难怪他们入城时还分成了两边来检查，一边是衣着光鲜的车马，一边是则是那些衣衫褴褛的贫民。

她跟随刘桢日久，对许多事情倒也不是一无所知，就问：“这种情况下，就算粮价降不下来，仓曹主仓谷，总也该开仓放粮罢？何以无所作为？”

陈素向她解释道：“这些奴婢严格来说并不算本城人，仓曹不肯放粮也不算渎职，因为若是将粮仓里的粮食拿出来赈济灾民，那就意味着来年这城中的许多大户都得交更多的粮食，所以没有人愿意起这个头。而且，如今律法对奴婢与平民是区分对待的，像阿平这等原先是良民的，但入城之后就变成奴婢，纵然非他们所愿，可也算是奴婢，若是用长沙城里的官粮来赈济奴婢，只怕要惹来许多非议和反对。”

虽然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情，但阿平听着只觉得似懂非懂，茫然得很。

除了她之外，其他人自然都听明白了。

刘桢他们一路从咸阳城出来，沿途所见都与咸阳的繁华大相径庭，就算是那些没有遭灾的地方，百姓要过一个好年也算勉强，更不必说湘水沿岸这般受灾严重的。

早在乾朝立国之初，刘远就已经下令，但凡在战争中自卖为奴婢者，悉数免为庶人。

乍看上去这是一项德政，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山高皇帝远，就像刘远的生母当年的遭遇那样，如果主母抓着卖身契不肯松口，难道官府还能一个个去抓？还有许多像阿平这样，原本就是庶民的，但因为家中困境，却不得不自卖为奴婢。

所以就算贵为皇帝，刘远也仅仅只能帮自己的母亲平反，而没有办法跟全天下作对，一下子把奴婢制度全部废除了，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未必会真正给那些底层的奴婢带来什么好处，却很可能颠覆整个国家政权。

在这一点上，刘桢是颇为理解老爹的，前世她作为大多数民众，站着说话不腰疼，总觉得国家领导人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够，现在换成自己站在相似的高度上，才发现他们其实已经够努力了，只是一个善政不可能适应所有地方，而下头的人往往也会因为各种利益而阳奉阴违，两千多年后尚且如此，更不必说现在。

但是放任不管也是不行的。

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民族，但凡还有一点活下去的希望，人们也会继续坚持，到了实在走投无路的境地，要么像阿平一家这样在沉默中灭亡，但也肯定有一小部分人在沉默中爆发，再一次掀起动荡的波潮。

抛开这些不说，即使制度一时半会还废除不了，刘桢也想做一些改善和努力，让这些人能活得更好一些。不为别的，就为了当初她如果不是成为刘桢，而是成为阿平的话，境遇绝对不会比阿平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