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张庆合听到王瑞凤说自己欲擒故纵，脸上立马堆起笑容，赶忙说道：“哎呀，瑞凤市长，我哪敢玩什么欲擒故纵呀，我这一把年纪，还能耍这些心眼子？你可别寒碜我啦！”

王瑞凤抬起头，眉毛一挑，眼睛里满是笑意，上上下下打量了坐在对面、一脸无辜的张庆合，一边笑一边调侃道：“哟，瞧瞧，在我这儿还装起来了，怎么着，开始端起老干部的架子啦？在别人面前摆摆就算了，在我这儿可别来这套！”说着，她动作麻利地站起身，几步走到旁边的边柜前，伸手拉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洁白无瑕的陶瓷水杯，又拿起边柜上那个有点掉漆的铁质茶叶罐，轻轻打开，倒出一些色泽乌润的红茶。她一边倒茶水，一边大大咧咧地说：“来，老领导，喝点红茶，这大冷天的，暖暖胃！”

热水“哗哗”地冲进杯子，瞬间热气蒸腾而上，浓郁的茶香也随之悠悠散开，弥漫在整个房间。张庆合稳稳地坐在那儿，心里想着，大家都这么熟络了，确实没必要假客气，于是挺直了腰板，坐得端端正正。等王瑞凤把水杯递到跟前，张庆合用右手在桌子上轻轻敲了几下，笑着说：“瑞凤同志，感谢啊！”

王瑞凤瞧着张庆合，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说道：“这就对了嘛，瞧你这精气神，这才有点市长该有的样子。”

张庆合收起笑容，一脸诚恳地说道：“瑞凤同志啊，说真的，我打心底里感谢你。要不是你在组织面前不遗余力地推荐我，我哪有机会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清楚，市委副书记我已经很满足了，但是市长这个担子太重了，我感觉自己还差得远呢。我真怕干不好工作，到时候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也对不起东原的老百姓啊。所以，这次要是有单独向省委领导汇报的机会，我还是得跟领导说实话，我觉得让年轻同志来当市长，可能更合适，他们有冲劲、有想法，能把工作干得更好。”

王瑞凤端起自己的水杯，喝了一口，神色认真地说道：“老张啊，我跟你说，我举荐你，那可都是出于公心，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庆合同志，组织上看人那是全面又准确的，这事儿可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也不是你能左右的。组织既然有这样的考虑，肯定有它的道理，你就别想太多了，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

两人就市长人选这个话题，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开了，越聊越投入，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好久。在张庆合心里，他始终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当市长这个“一把手”。他觉得年轻人思想活跃，精力充沛，更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不过，王瑞凤虽然向领导提出了建议，但最终能不能当上市长，还得省委常委会综合各方因素，经过慎重的讨论和研究才能决定。其实，张庆合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能成为市委副书记，对他来说就已经很满足了，超出预期了。在市委副书记这个岗位上，他就能充分利用市委副书记的资源和影响力，为临平的发展出一份力。

王瑞凤笑着继续说道：“张书记，你就别谦虚了。我跟你说，省委组织部的程序都走完了，市委副书记的任职文件估计很快就下来了。我要是再在这事儿上跟你唠叨，就显得我啰嗦了，对吧？你就等着走马上任！”

张庆合心里明白，王瑞凤一直以来都在省委领导面前大力举荐自己。要是自己还在这事儿上扭扭捏捏、推三阻四，那就显得很矫情。再者说，这事也不瑞风市长能够决定的。于是，他连忙说道：“瑞凤市长，哦，这次来市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汇报一下啤酒厂和电厂的工作进展情况，这段时间我们在这两个项目上投入了不少精力，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二是就我们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做个汇报。说实在的，一想到要向领导们汇报工作，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打鼓，紧张得很啊。”

王瑞凤一听，忍不住笑出声来，打趣道：“你紧张？得了吧，庆合同志，我可从来没见你紧张过。赵书记、俞省长，还有何书记，你见的次数还少吗？他们又不是吃人的老虎，你怕啥呀？”

王瑞凤这话还真不假。作为县委书记，张庆合确实有不少机会见到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他是省人大代表，每年省里召开两会的时候，他都能参加；而且他还是省党代表，每年也能去省城开会，自然也能见到领导。再加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总有一两次到东原视察考察，他也都有机会参与相关的座谈会。但以上这种所谓的见面，也只能说是单方面的，并不是坐在会议桌上相互交流。

张庆合挠了挠头，说道：“瑞凤市长，领导我确实见过不少次，可以往都是在一些大场合，大家从来没有交流。这次不一样，要这么近距离、正儿八经地向领导汇报工作，而且代表的还是整个东原，我生怕哪里说得不好，有失水准，所以心里难免有点慌。你经验丰富，可得给我支支招，我需要注意些啥。”

王瑞凤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位略显沧桑的县委书记，忍不住皱了皱眉头，说道：“张书记，你要是真去开会，我可得给你提个醒，你得好好拾掇拾掇自己，换身儿像样的衣服。你瞅瞅你现在穿的这军大衣，虽说保暖，可穿在身上太不正式了，看着就像六七十年代的贫协主席，哪有一点领导干部的样子。还有你里面那件中山装，都泛白了，款式也老气。49年到现在都成立40多年了，这可不行，在大领导面前，得注意形象，这代表的可不只是你个人，是咱东原的形象啊！”

说起衣服这事儿，张庆合有时候去省城开会，看着会议室里那些西装革履的领导干部，心里也犯过嘀咕。那些人身上的西装，每一件都价格不菲，说不定一件的价格就抵得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他心里忍不住想，要是把这些人身上的西装都扒下来换成钱，拿去救济临平县的贫困群众，说不定能让他们过上一个富足年。不过，这也就是他在心里偷偷想想，这种想法可不能说出来，上不了台面。

张庆合赶忙回应道：“瑞凤同志，其实我也有一身好点的衣服，不是不舍得穿啊，在基层嘛，总不能穿的像个客人一样，和群众就有了距离感嘛。这不，等去省城开会，我肯定把那身衣服拿出来穿上，保证不让你失望，也不给咱东原丢人。”

张庆合和王瑞凤两人相谈甚欢，你一句我一句，聊得特别投缘。张庆合越发觉得，自己和市委常委、副市长王瑞凤特别合得来。王瑞凤这人，作风强势，工作起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可在她那强硬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极为朴实的为民之心。张庆合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王瑞凤心里实实在在地装着老百姓，想的都是怎么为群众谋福利。她为人真诚，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有啥说啥，从来不会拐弯抹角。刚到东原的时候，很多人对王瑞凤不太了解，觉得她太强势，不好相处，对她有些看法。可相处下来才发现，这位领导生活特别简朴，吃穿用度都很普通，说话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在东原官场这片大染缸里，算得上是一股难得的清流。

市政府临时负责人唐瑞林，这会儿正坐在宽敞的办公桌前，死死地盯着常云超组织人写的稿子。这稿子主要是对1990年底工作的总结，唐瑞林越看越生气，不停地摇头，嘴里还嘟囔着：“这写的都是啥呀，乱七八糟的。”

常云超坐在对面，心里七上八下的，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眼睛时不时地瞟一眼唐瑞林，大气都不敢出。常云超心里清楚，唐瑞林以前在政研室干过，还当过市委秘书长，那可是出了名的大笔杆子，对材料的要求非常高，特别有自己的一套见解。所以唐瑞林看底下人写的材料，总是觉得差了那么一大截，达不到他的标准。实际上，常云超心里也明白，这份材料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而是对1991年工作的规划部分，实在是太糟糕了，几乎等于没写，完全没有可操作性。

这份1990年工作的总结，从本质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齐永林在担任市长时所做的工作，齐永林那时候在任，很多工作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展的，自然占了不少篇幅，如果删了齐永林的内容，那这篇总结就更加单薄了；另一部分则是唐瑞林作为临时负责人期间接手后做的工作。虽说整体上这两部分被揉在了一起，但唐瑞林通读下来，感觉报告里齐永林的工作内容占了大头。毕竟齐永林当时是正儿八经的市长，手里握着大权，很多重要决策都是他拍板的。而唐瑞林作为市政府临时负责人，刚接手不久，在工作魄力方面确实还没完全施展出来，所以在工作总结里，显得没什么突出的成绩，内容干巴巴的，比较平淡，没有亮点。

唐瑞林“啪”的一声，把材料往桌子上一摔，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脸严肃地说道：“云超同志啊，我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了这篇材料，怎么说呢，简直太让我失望了。你得清楚，这可不是一般的材料，这是东原撤地设市后的第一份重要工作总结，离人代会不远了，意义重大啊！按理说，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值得好好总结、好好宣传的工作成果吧。可你看看你写的这都是啥？内容既不精彩，也不典型，亮点工作的总结更是不够到位，简直就是敷衍了事。特别是对1991年工作的打算，写得太笼统了，一点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有。我看完之后，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1991年我们到底要干啥，怎么干。你这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怎么给下面的人布置任务？”

常云超一脸委屈，心里直叫苦，小心翼翼地看着唐瑞林，解释道：“唐市长，是，主要责任在我。但市委那边一直没确定1991年的工作思路，经济指标，农业生产，我们下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写，一点头绪都没有。您也知道，这材料是要拿到人代会上用的，这么重要的场合，我们哪敢乱写啊，所以真的不好下笔。”

唐瑞林一听，更加生气了，提高了音量，不耐烦地说道：“有什么不好下笔的？首先你得把逻辑关系理清楚，我在组稿会上讲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你都听哪儿去了？我讲的那些重点、那些思路，都得在材料里体现出来啊！这项工作现在起步已经很晚了，按公历算，现在都1991年1月份了，眼瞅着新的一年都过去这么久了，我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1991年该干什么，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再这么拖下去，东原的发展都得被耽误了，你负得起这个责吗？”

常云超闷头坐在那儿，像个犯错的孩子，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他心里也着急，可又没办法，想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道：“要不，我把政研室的同志叫过来，咱们再开个稿件分析会，大家一起重新理理思路，看看怎么把这材料改好？”

唐瑞林心里的不耐烦，倒不是针对常云超一个人。东原是个拥有八九百万人口的地级大市，这么大的摊子，市长的位置却迟迟定不下来，工作开展起来处处受限，他心里也满是无奈和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