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陵是前汉应对豪强的良策，在元帝废除徙陵之策前，每建一座陵寝，便有一座新建的县邑出现在关中的大地上。

县中的居民负责为天子守卫陵寝，如此重任和荣幸，一般的黔首自然是没有资格的。

于是乎，关东的“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自然是当仁不让，要迁来关中享受属于他们的荣誉。

此举虽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土地兼并的结构性矛盾，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直高效的“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有问题的人”。

但在汉元帝之时，这种苦一苦大族豪强的政策最终被废止。当时的元帝面对天下的“汹汹民意”，地方实力派的火速壮大，就算不想废除，只怕也难以执行了。

皇甫嵩做的事的确是同刘辩商量好了的，目的很简单——试探。

因为想要恢复徙陵的政策，其难度甚至比盐铁官营还要高——后者大概还能通过道德、前途、增加俸禄等手段拉拢一批官吏，可前者，只剩道德了。

全靠道德？效果懂的都懂。

所以刘辩知道现阶段徙陵是绝不可行的。

可接到皇甫嵩关于豪族豪强私蓄有着私兵之实的宾客的奏书，刘辩当然明白，一旦他想要真正的重新度田，这些在黄巾之乱八九年后依然存在的私兵是绝对的不稳定因素。

黄巾之乱对于汉室造成的危害太大了。

在黄巾之乱前，似中原之地，几乎见不到什么坞堡，不论是豪族豪强都不会刻意培养超过三位数的宾客，毕竟有培养宾客的钱，多养几个说话好听的奴婢不香吗？

但黄巾之乱打破了此间的美好，最初以反抗的义军很快就军纪败坏变成了贼寇。

光武帝培养出来的儒生士人们以宗族为纽带，掌控着乡里。当宗族可能遭受到未知的武力威胁，无论是私兵还是坞堡，都会应运而生。

虽然像吕李两族这般有能力爆兵过千的终究是少数，单个坞堡并不难解决，但架不住数量多啊！

对于刘辩来说，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事情。

徙陵不行那就徙边，不能大规模来那就挑着刺头针对。

所以才有了皇甫嵩针对完吕李两族后的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