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农民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又称元末农民战争、元末民变，是元朝晚期爆发的一次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这次农民战争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起义阶层的全面程度是空前的。元朝末年，政治腐败黑暗，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同时水旱频仍，黄河多次决口，天灾人祸，出现了“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的景况。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彭莹玉等趁机利用“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为号召，组织农民起义。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等首举义旗，以红巾为号，称红巾军，迅即发展至十余万人。继而白莲教徒徐州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濠州郭子兴、孙德崖、朱元璋等，襄阳布王三、孟海马等，蕲水徐寿辉、彭莹玉、倪文俊等纷纷响应；不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张士诚兄弟、浙东方国珍也趁机起兵。刘福通等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定国号为宋，建元龙凤；徐寿辉亦称帝，定国号为天完，建元治平，拥众至百万。元军疯狂进行镇压，各支起义军因各自为战、力量分散，一度受到挫折，张士诚、方国珍投降元朝，成为割据势力。后元廷内部发生严重争权夺利，主要将领纷争不已，朱元璋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吞并了张士诚、陈友谅（原徐寿辉部将，后称帝）等，统一了黄河以南大半个中国。1368年，出兵北伐，推翻元朝，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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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政治帝位之争元武宗以后，历元仁宗、元英宗以至泰定帝，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频繁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元文宗时的“两都之战“、“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保守派大臣和钦察人军事将领之手。

元朝贵族

腐败严重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到了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钦察将军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经济贫富分化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

元顺帝

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大地主兼并之风也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饲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财政困难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赏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和宠幸的色目人官商。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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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宝钞范

通货膨胀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民族元政府还推行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民分为四等，民族矛盾尖锐。蒙古人无需劳动就可以享有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财产。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铁器，连一把菜刀也必须几家合用。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元政府妄图以此镇压以汉族为主体的反元斗争，伯颜甚至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5姓汉人。即使伯颜之侄脱脱当政，也对汉族充满猜忌，在起义之初特地将相关卷宗的题目“谋反事”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并以“汉贼大起”相称，有识之士由此预判元朝必被推翻。社会天灾不断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抗税斗争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延佑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过程

初期斗争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 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令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男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红巾军起义参见：红巾军起义、红巾军北伐“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这个口号和黄巾起义一样，用带有宗教性质的来反抗专制。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

百科x混知：图解红巾军

韩山童出身于白莲教世家，从祖辈开始就秘密组织活动，意图恢复汉族王朝统治。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等事前在黄河底埋下一石人，民工在施工时挖出石人，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造反，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韩山童等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并自称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遭到元地方政权的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刘福通冲出包围后，重新组织起义力量，一举占领了颍州，又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义军头裹红巾，世人称“红巾军”。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红巾军铸造的“龙凤通宝”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颍州，领导人是韩山童，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州百姓“视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宋，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元末文人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阶级矛盾激化。但蒙古统治者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也是重要原因。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把丞相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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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红巾军系统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宋，史称“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韩宋的领导。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军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今北京）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今多伦县附近），烧毁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并两度攻入高丽。西路军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 由荆州、樊城出武关，进攻长安（今西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与三路进军同时，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粮分与贫民，凡无罪而被掠者一律放还。“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又立“宾兴院”罗致人才。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汉人一概捕杀，并把“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后来看到汉族地主也敌视红巾军，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给以官号，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毫州。答失八都鲁的军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 成为红巾军最凶恶的敌人。汉族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始终对蒙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他们要“竭忠以报国家”。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做蒙古人的奴才，结寨自保，观变待机。也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民族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

元末农民起义形势图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北伐的三路大军在事前并无精密的布置，军令既不统一，彼此间也缺乏联系。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始终在各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前方胜利，后方又遭到敌人的攻击。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这时，驻守山东的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帖木儿趁机进迫山东，山东各城亦被察罕帖木儿占领。山东一失，安丰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韩宋虽然最后失败，但是在反元斗争中，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

元末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