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凯旋归来，祭天告祖那是必不可少，况且这次废除了耻辱性的岁币，更是值得大告特告。
在祭天告祖的仪式上，赵佶将“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定为了赵宋的国策，胆敢出言和亲、赔款、割地、纳贡者永不续用！
军中将领也是纷纷高呼：“有我武人一息尚存，天子何需守国门！”令东京城陷入了狂热的沸腾中。
仪式一结束，赵佶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休整三天，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回宫了。
当兵三年母猪赛貂蝉！赵佶现在觉得只要是个女的就行，洪荒之力需要发泄！
这三天，整个东京城都弥漫在了春天的气息中！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张府，张安安宁静地享受了这三天悠闲的时光，因为接下来的日子，张安安知道自己将忙成狗。
三天后，皇家商行的股东们齐聚张府，之所以先召开皇家商行股东大会而不是朝会，那是张安安在干大事之前需要先给出利益，只有利益才能打败利益，令阻力降低到最小。
股东大会上，先是由包定宣读了皇家商行在崇宁四年的经营状况，成绩喜人，虽还未到年底，但也知道分红必定丰厚，每个股东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然而当张安安满怀热情地介绍起即将推出的大项目时，现场的气氛顿时陷入了尴尬。
张安安在金陵因为现金不够，导致手头拮据，因而灵机一动，想到了钱庄和纸币，顿时就觉得此生再也不必为钱发愁了。
然而当张安安介绍起这项业务时，才发现现场的气氛有点不对，好在这样的情况张安安经历得多了，赶紧把包定叫了过来，这才知道原委。
中国最早的纸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便是宋朝的交子。
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约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1000文收手续费30文。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习惯称为“交子”，又名“楮币”。
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
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开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交子的发行权从民间转移到了朝廷，一开始的朝廷也是非常谨慎的，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这套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交子”的顺利流通。
然而朝廷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当出现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也就变成了废纸，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
官府发行纸币，有时竟没有准备金，比如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粮草费，无钞本。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可见，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成都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