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夭夭闻言满脸黑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

士绅怎么说呢？就是在野的知识分子，地方的精英。

对于“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也不能认为是绝对的，在赋税、兵役等大型皇权政策下，是肯定能够下县的，这种说法指的是在国土辽阔的大前提下，乡村社会的一种相对自治。

而这种相对自治，便赋予了士绅阶层的一种非正式权力，成为了并不隶属于于中央皇权的统治阶级。

很多人认为士大夫和士绅也可以认为是同一种群体，但即使士绅的含义较为广泛，却恰恰要和士大夫区分开来。

“士”和“大夫”虽然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底层，但是他们仍属于正式统治权力的一分子，而门第制度与察举制，也导致了士族门阀的诞生。

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便在于此，在科举制未出现之前，士族门阀一定是先有在朝中做官的先辈，才会有士大夫这样的士族子弟。

科举给大家族、宗族、庶族地主们提供了机会，这些较为有实力的群体，为了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得到发展与庇护，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培养一个能考上科举的读书人。

而普通家庭是否能培养这样的读书人呢？事实上是非常少的，在封建统治时期，属于匮乏经济，很少有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学习，农民们在田地里长时间劳作，才能获得糊口的收入，生产和学习，本身就互相排斥。

虽然科举制度大大减少了上升空间的限制，但是贫苦农家子弟想要读书做官，说是百里无一也不为过。

“十年寒窗”指得绝对不是“寒门”，孟子说“劳心者食于人”，只要靠别人供养的人才有办法读书学习。只有地主和大家族们才有能力送年轻一辈去读书，考科举。

在历史上，像明朝那样大范围贪腐，清朝“和珅”这样的官员并不多，且风险非常高。官员的贪腐代表着皇家财富的流失，绝大部分皇帝是不能容忍这种行为的，做官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为什么这些大家族们要培养年轻人去做官？

很简单，最初的动机一定是为了做官以后来庇护整个家族，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这些官员们上任后，在一千多年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大环境下，自然没有什么改变国家、改善民生的理想抱负，反而越是接近皇权，越是“伴君如伴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