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前四项措施直指满朝文武，显然措施太猛，几乎将所有人推到了对立面。更糟糕的是，看似规模宏大的十条措施牵连甚广，深度却不够彻底，而且因为仓促变法致使没有完善的后续配套措施。比如被罢黜官员如何安置，比如农民能得到什么具体好处？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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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该得罪的得罪光了，该团结的却一个也没团结到，如此新政实在难以为继。在关键时刻，改革派内部又出现了猪队友。

公元1043年4月，新任枢密使夏竦刚刚回到汴京，就因弹劾而免职。所谓“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国子监直讲石介见状，深感新政有望，忍不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颂圣主宋仁宗躬览英贤，召用范仲淹等贤臣手锄奸桃。

这个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于是毁谤新政、指责改革派是朋党的言论越来越多。夏竦更是直接利用石介曾向富弼上书之事，构陷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人有谋逆不臣之心。难怪改革派主将范仲淹怒斥道“为此鬼怪辈坏事也”，就是这些装神弄鬼的家伙坏了大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阳修撰写《朋党论》上奏宋仁宗。

但此时已于事无补，由于新政触犯了大多数贵族官僚的利益，反对派的势力太过强大，而宋仁宗也对改革派也起了猜忌之心。当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推动力，新政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

公元1044年，西北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任，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在漫长的戍边岁月中，范仲淹眼见寥廓悲凉的边塞风景，有感于边关将士壮志难酬，忧国思乡情怀涌动，创作了堪称绝唱的边塞词《渔家傲· 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先后被外放离京，历时仅一年多的新政宣告终止。改革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他们赤诚为国，也成为流芳千古的文臣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