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结结巴巴地问，“你要去哪儿？”

姐姐上前亲吻我的额头，然后重重地推了我一把。

我措手不及，被她推得一下朝后跌倒，本以为自己会摔在马路上，结果却瞥到金光一闪，下一秒，我重重跌在了木质地板上，屁股着地，脑袋只差一点就磕到茶几上。

这仿佛只是眨眼间发生的事，但却有种古怪的质感，让人如坠梦中。“咚”的一下子，周围的嘈杂声顿时消失不见，仿佛我摔进了死寂之中。

但那不是死寂，而是姐姐的家——她妈妈的家，按照姐姐的说法。

此刻，我正身处公寓客厅，跌坐在沙发旁边，手掌撑着地板，呆呆望向原来还是姐姐，现在却变成电视机的方向。

“姐？”我明知不会得到回应，还是叫了一声，空荡的客厅仿佛不断缩小的口袋。我爬起来，朝窗户走去，耳边听到某种遥远、模糊的声响。

那是从东北方传来的声响。

浪漫的人将命运关口的重大转折形容得像是举行某种重要仪式，或者至少也是类似暴风雨那样的某种剧变，具体情况取决于转折的方向究竟是好是坏。但在我看来，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傍晚似乎缺乏新意，甚至没有激情。除了最早在车站受到的惊吓是在瞬间发生，我几乎是以一种迟缓的方式感知到情况变化的。

与任何以来现代科技的人一样，我先注意到的是手机的变化。当我茫然不知所措，掏出手机想要联系姐姐的时候，我盯着手中那小小的金属方块，迟疑了至少三十秒。

那不是我的手机，我的大脑提醒我，像是班上的差等生，在所有人都填好答案交完卷子之后才想到要举手回答问题。

那东西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太小了，而且很沉，几乎像是我16年拿到的第一部手机，界面也是全英的。尽管我记得姐姐的手机并不长这样，但我依旧有一瞬的怀疑，以为自己错拿了她的手机。

比起颠覆人生的离奇事件，我们内心深处都更愿意相信拙劣、平凡的谎言。

然而手机联系人列表里有姐姐的名字，并且没有我父母的，也没有我那些同学、朋友、辅导员老师。这只是第一个不祥的信号。当我给姐姐拨过去的时候，我仍在消化眼前发生的一切。

电话并没有打通。但我仍背得下来父母的手机号码，于是再次拨了出去。打给父亲时，对面的提示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停机”，打给母亲，则是空号。

现实会以怎样料想不到的方式击中我们？很多年后我仍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在当时，击中我的不是非自然位移，也不是模样大变的手机，而是我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