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宣赶得机会好。司令部里忙着审刺客，除了小老鼠还来看他一眼，戏弄他几句，没有别人来打扰他。第一天的正午和晚上，他都得到一个比地皮还黑的馒头，与一碗白水。对着人皮，他没法往下咽东西。他只喝了一碗水。第二天，他的饭改了：一碗高粱米饭代替了黑馒头。看着高粱米饭，他想到了东北。关内的人并不吃高粱饭。这一定是日本人在东北给惯了囚犯这样的饭食，所以也用它来优待关内的犯人。日本人自以为最通晓中国的事，瑞宣想，那么他们就该知道北平人并不吃高粱。也许是日本人在东北作惯了的，就成了定例定法，适用于一切的地方。瑞宣，平日自以为颇明白日本人，不敢再那么自信了。他想不清楚，日本人在什么事情上要一成不变，在哪里又随地变动；和日本人到底明白不明白中国人与中国事。
对他自己被捕的这件事，他也一样的摸不清头脑。日本人为什么要捕他呢？为什么捕了来既不审问，又不上刑呢？难道他们只是为教他来观光？不，不能！日本人不是最阴险，最诡秘，不愿教人家知道他们的暴行的吗？那么，为什么教他来看呢？假若他能幸而逃出去，他所看见的岂不就成了历史，永远是日本人的罪案么？他们也许决不肯放了他，那么，又干吗优待他呢？他怎想，怎弄不清楚。他不敢断定，日本人是聪明，还是愚痴；是事事有办法，还是随意的乱搞。
最后，他想了出来：只要想侵略别人，征服别人，伤害别人，就只有乱搞，别无办法。侵略的本身就是胡来，因为侵略者只看见了自己，而且顺着自己的心思假想出被侵略者应当是什么样子。这样，不管侵略者计算的多么精细，他必然的遇到挫折与失算。为补救失算，他只好再顺着自己的成见从事改正，越改也就越错，越乱。小的修正与严密，并无补于大前提的根本错误。日本人，瑞宣以为，在小事情上的确是费了心机；可是，一个极细心捉虱子的小猴，永远是小猴，不能变成猩猩。
这样看清楚，他尝了一两口高粱米饭。他不再忧虑。不管他自己是生还是死，他看清日本人必然失败。小事聪明，大事胡涂，是日本人必然失败的原因。
假若瑞宣正在这么思索大的问题，富善先生可是正想一些最实际的，小小的而有实效的办法。瑞宣的被捕，使老先生愤怒。把瑞宣约到使馆来作事，他的确以为可以救了瑞宣自己和祁家全家人的性命。可是，瑞宣被捕。这，伤了老人的自尊心。他准知道瑞宣是最规矩正派的人，不会招灾惹祸。那么，日本人捉捕瑞宣，必是向英国人挑战。的确，富善先生是中国化了的英国人。可是，在他的心的深处，他到底隐藏着一些并未中国化了的东西。他同情中国人，而不便因同情中国人也就不佩服日本人的武力。因此，看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杀戮横行，他只能抱着一种无可奈何之感。他不是个哲人，他没有特别超越的胆识，去斥责日本人。这样，他一方面，深盼英国政府替中国主持正义，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只要日本不攻击英国，便无须多管闲事。他深信英国是海上之王，日本人决不敢来以卵投石。对自己的国力与国威的信仰，使他既有点同情中国，又必不可免的感到自己的优越。他决不幸灾乐祸，可也不便见义勇为，为别人打不平。瑞宣的被捕，他看，是日本人已经要和英国碰一碰了。他动了心。他的同情心使他决定救出瑞宣来，他的自尊心更加强了这个决定。
他开始想办法。他是英国人，一想他便想到办公事向日本人交涉。可是，他也是东方化了的英国人，他晓得在公事递达之前，瑞宣也许已经受了毒刑，而在公事递达之后，日本人也许先结果了瑞宣的性命，再回覆一件查无此人的，客气的公文。况且，一动公文，就是英日两国间的直接抵触，他必须请示大使。那麻烦，而且也许惹起上司的不悦。为迅速，为省事，他应用了东方的办法。
他找到了一位大哥，给了钱（他自己的钱），托大哥去买出瑞宣来。大哥是爱面子而不关心是非的。他必须卖给英国人一个面子，而且给日本人找到一笔现款。钱递进去，瑞宣看见了高粱米饭。
第三天，也就是小崔被砍头的那一天，约摸在晚八点左右，小老鼠把前天由瑞宣身上搜去的东西都拿回来，笑得象个开了花的馒头似的，低声的说：日本人大大的好的！客气的！亲善的！公道的！你可以开路的！把东西递给瑞宣，他的脸板起来：你起誓的！这里的事，一点，一点，不准说出去的！说出去，你会再拿回来的，穿木鞋的！
瑞宣看着小老鼠出神。日本人简直是个谜。即使他是全能的上帝，也没法子判断小老鼠到底是什么玩艺儿！他起了誓。他这才明白为什么钱先生始终不肯对他说狱中的情形。
剩了一个皮夹，小老鼠不忍释手。瑞宣记得，里面有三张一元的钞票，几张名片，和两张当票。瑞宣没伸手索要，也无意赠给小老鼠。小老鼠，最后，绷不住劲儿了，笑着问：心交心交？瑞宣点了点头。他得到小老鼠的夸赞：你的大大的好！你的请！瑞宣慢慢的走出来。小老鼠把他领到后门。
瑞宣不晓得是不是富善先生营救他出来的，可是很愿马上去看他；即使富善先生没有出力，他也愿意先教老先生知道他已经出来，好放心。心里这样想，他可是一劲儿往西走。家吸引着他的脚步。他雇了一辆车。在狱里，虽然挨了三天的饿，他并没感到疲乏；怒气持撑着他的精神与体力。现在，出了狱门，他的怒气降落下去，腿马上软起来。坐在车上，他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他用力的抓住车垫子，镇定自己。昏迷了一下，出了满身的凉汗，他清醒过来。待了半天，他才去擦擦脸上的汗。三天没盥洗，脸上有一层浮泥。闭着眼，凉风撩着他的耳与腮，他舒服了一点。睁开眼，最先进入他的眼中的是那些灯光，明亮的，美丽的，灯光。他不由的笑了一下。他又得到自由，又看到了人世的灯光。马上，他可是也想起那些站在囚牢里的同胞。那些人也许和他一样，没有犯任何的罪，而被圈在那里，站着；站一天，两天，三天，多么强壮的人也会站死，不用上别的刑。亡国就是最大的罪！他想起这么一句，反复的念叨着。他忘了灯光，忘了眼前的一切。那些灯，那些人，那些铺户，都是假的，都是幻影。只要狱里还站着那么多人，一切就都不存在！北平，带着它的湖山宫殿，也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罪恶！
车夫，一位四十多岁，腿脚已不甚轻快的人，为掩饰自己的迟慢，说了话：我说先生，你知道今儿个砍头的拉车的姓什么吗？
瑞宣不知道。
姓崔呀！西城的人！
瑞宣马上想到了小崔。可是，很快的他便放弃了这个想头。他知道小崔是给瑞丰拉包车，一定不会忽然的，无缘无故的被砍头。再一想，即使真是小崔，也不足为怪；他自己不是无缘无故的被抓进去了么？他为什么……还不知道吗，先生？车夫看着左右无人，放低了声音说：不是什么特使教咱们给杀了吗？姓崔的，还有一两千人都抓了进去；姓崔的掉了头！是他行的刺不是，谁可也说不上来。反正咱们的脑袋不值钱，随便砍吧！我日他奶奶的！
瑞宣明白了为什么这两天，狱中赶进来那么多人，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没被审讯和上刑。他赶上个好机会，白拣来一条命。假若他可以幸而免，焉知道小崔不可以误投罗网呢？国土被人家拿去，人的性命也就交给人家掌管，谁活谁死都由人家安排。他和小崔都想偷偷的活着，而偷生恰好是惨死的原因。他又闭上了眼，忘了自己与小崔，而想象着在自由中国的阵地里，多少多少自由的人，自由的选择好死的地方与死的目的。那些面向着枪弹走的才是真的人，才是把生命放在自己的决心与胆量中的。他们活，活得自由；死，死得光荣。他与小崔，哼，不算数儿！
车子忽然停在家门口，他楞磕磕的睁开眼。他忘了身上没有一个钱。摸了摸衣袋，他向车夫说：等一等，给你拿钱。是了，先生，不忙！车夫很客气的说。
他拍门，很冷静的拍门。由死亡里逃出，把手按在自己的家门上，应当是动心的事。可是他很冷静。他看见了亡国的真景象，领悟到亡国奴的生与死相距有多么近。他的心硬了，不预备在逃出死亡而继续去偷生摇动他的感情。再说，家的本身就是囚狱，假若大家只顾了油盐酱醋，而忘了灵魂上的生活。
他听到韵梅的脚步声。她立住了，低声的问谁？他只淡淡的答了声我！她跑上来，极快的开了门。夫妻打了对脸。假若她是个西欧的女人，她必会急忙上去，紧紧的抱住丈夫。她是中国人，虽然她的心要跳出来，跳到丈夫的身里去，她可是收住脚步，倒好象夫妻之间有一条什么无形的墙壁阻隔着似的。她的大眼睛亮起来，不知怎样才好的问了声：你回来啦？
给车钱！瑞宣低声的说。说完，他走进院中去。他没感到夫妻相见的兴奋与欣喜，而只觉得自己的偷偷被捉走，与偷偷的回来，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假若他身上受了伤，或脸上刺了字，他必会骄傲的迈进门坎，笑着接受家人的慰问与关切。可是，他还是他，除了心灵上受了损伤，身上并没一点血痕——倒好象连日本人都不屑于打他似的。当爱国的人们正用战争换取和平的时候，血痕是光荣的徽章。他没有这个徽章，他不过只挨了两三天的饿，象一条饿狗垂着尾巴跑回家来。
天佑太太在屋门口立着呢。她的声音有点颤：老大！
瑞宣的头不敢抬起来，轻轻的叫了声：妈！小顺儿与妞子这两天都睡得迟了些，为是等着爸爸回来，他们俩笑着，飞快的跑过来：爸！你回来啦？一边一个，他们拉住了爸的手。
两支温暖的小手，把瑞宣的心扯软。天真纯挚的爱把他的耻辱驱去了许多。
老大！瑞宣！祁老人也还没睡，等着孙子回来，在屋中叫。紧跟着，他开开屋门：老大，是你呀？瑞宣拉着孩子走过来：是我，爷爷！
老人哆嗦着下了台阶，心急而身体慢的跪下去：历代的祖宗有德呀！老祖宗们，我这儿磕头了！他向西磕了三个头。
撒开小顺儿与妞子，瑞宣赶紧去搀老祖父。老人浑身仿佛都软了，半天才立起来。老少四辈儿都进了老人的屋中。天佑太太乘这个时节，在院中嘱告儿媳：他回来了，真是祖上的阴功，就别跟他讲究老二了！是不是？韵梅眨了两下眼，我不说！
在屋中，老人的眼盯住了长孙，好象多年没见了似的。瑞宣的脸瘦了一圈儿。三天没刮脸，短的，东一束西一根的胡子，给他添了些病容。
天佑太太与韵梅也走进来，她们都有一肚子话，而找不到话头儿，所以都极关心的又极愚傻的，看着瑞宣。小顺儿的妈！老人的眼还看着孙子，而向孙媳说：你倒是先给他打点水，泡点茶呀！
韵梅早就想作点什么，可是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泡茶和打水。她笑了一下：我简直的迷了头啦，爷爷！说完，她很快的跑出去。
给他作点什么吃呀！老人向儿媳说。他愿也把儿媳支出去，好独自占有孙子，说出自己的勇敢与伤心来。天佑太太也下了厨房。
老人的话太多了，所以随便的就提出一句来——话太多了的时候，是在哪里都可以起头的。
我怕他们吗？老人的小眼眯成了一道缝，把三天前的斗争场面从新摆在眼前：我？哼！露出胸膛教他们放枪！他们没——敢——打！哈哈！老人冷笑了一声。
小顺儿拉了爸一把，爷儿俩都坐在炕沿上。小妞子立在爸的腿中间。他们都静静的听着老人指手划脚的说。瑞宣摸不清祖父说的是什么，而只觉得祖父已经变了样子。在他的记忆中，祖父的教训永远是和平，忍气，吃亏，而没有勇敢，大胆，与冒险。现在，老人说露出胸膛教他们放枪了！压迫与暴行大概会使一只绵羊也要向前碰头吧？
天佑太太先提着茶壶回来。在公公面前，她不敢坐下。可是，尽管必须立着，她也甘心。她必须多看长子几眼，还有一肚子话要对儿子说。
两口热茶喝下去，瑞宣的精神振作了一些。虽然如此，他还是一心的想去躺下，睡一觉。可是，他必须听祖父说完，这是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很多，听祖父说话儿，被日本人捕去，忍受小老鼠的戏弄……都是他的责任。他是尽责任的亡国奴。
好容易等老人把话说完，他知道妈妈必还有一大片话要说。可怜的妈妈！她的脸色黄得象一张旧纸，没有一点光彩；她的眼陷进好深，眼皮是青的；她早就该去休息，可是还挣扎着不肯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