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没了土地也就没了任何生产资料的人除了当流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出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家。而且中国的农业甚见幼稚。

技术的幼稚已可妨害生产力的发达，而过小地的耕种又令技术不容易改良。

其结果，农民当然没有贮蓄，而致再生产只能在同一规模上。不断地反复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种，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

西汉在文帝时代，“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东汉时代生产力似已提高。“亩收三斛”。由三国而至晋代，一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降至唐代，“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到了宋代，太宗时，“亩约收三斛”，神宗时，“大约中岁亩一石”。然据吕惠卿之言，“田岁首来四五六斗”。生产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灾、赋税之重，百姓遂“弃田流徙为闲民”。

闲民增加，贫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王安石之所以会病倒，纯粹是因为这次有了可以和最底层的流民有了亲密接触的缘故，也是通过这次长途跋涉，让他对流民的构成和成因有了一个极为中肯的认识。

看着这些在寒风中呼号求生的流民，再想想自己那些漏洞百出的变法信条，惭愧和激怒交加，终于病倒了。

然而，让他最担心的却是一旦流民成灾，贫穷的普通化就是暗示大宋社会快要发生大乱了。

王莽时代，“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数万，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自阕而已”。

晋惠帝时代，“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

“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终而引起流民作乱之事。

隋炀帝时代，“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唐僖宗时代，“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税重役繁，百姓多弃田不耕，“民罕上著”。而盗贼又复扰民，“乡间豪雄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起为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

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

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民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变为流寇，先向最没有抵抗力的农民肆行劫掠，而使疲敝不堪的农村，连馀喘也不能保。农村破坏之后，政府因田赋的减少，财政也日益穷匮，不能不用苛捐杂税来刮索人民，然而一切刮索最后都转嫁在农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