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正月。

伦敦终于撑不住了。

围城持续了三个月。三个月里，陈九切断了伦敦所有的补给通道——泰晤士河被大明水师封锁，陆路被大明陆军包围，连一只老鼠都跑不出去。

我在加莱的指挥部里等着消息。每天早上，电报机都会嗒嗒嗒地响起来，吐出一条条来自伦敦前线的战报。电报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的，那是电报员在颠簸的帐篷里匆忙抄录的结果。我把这些电报纸按日期排好，钉在墙上的软木板上，像是在看一部缓慢而残酷的纪录片。

城内的粮食在第二个月就见底了。

暗卫安插在伦敦城内的眼线发回了触目惊心的报告：城内粮价飞涨，一磅面包的价格涨到了平时的二十倍。穷人已经开始吃老鼠、吃树皮、吃皮革。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街头，尸体来不及收殓，就堆在巷子里，散发着恶臭。

德雷克二世在城内组织了最后的抵抗。他把所有能拿武器的人都编入了民兵——老人、少年、甚至女人。但这些人饿得连枪都举不起来，更别说打仗了。

我读完报告，心情复杂。放下报告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桌面上的一杯凉茶，茶水早就没了温度，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茶膜。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在舌尖上散开，和心里的滋味一模一样。窗外的加莱港灰蒙蒙的，海风裹着盐粒和湿气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桌上的电报纸簌簌作响。远处码头上传来装卸货物的吆喝声，铁链碰撞的哐当声，还有蒸汽机排气的嘶嘶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忙碌而冷漠的背景音。

围城是我批准的方案。比起强攻巷战，围城的伤亡确实小得多——大明军队几乎没有损失，所有的痛苦都由城内的人承担。

但这种痛苦，和屠城有什么区别？

屠城是用刀杀人，围城是用饥饿杀人。结果都是一样的——人死了。

前世读历史的时候，看到长春围城、列宁格勒围城，书上的文字冷冰冰的，什么饿殍遍野易子而食，读起来不过是几个汉字的排列组合。可现在，这些文字变成了真实的画面——真实的饥饿、真实的死亡、真实的绝望。而制造这一切的人，是我。我批准了围城方案，我签了那份命令，我的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墨水的气味还带着一丝松脂的清香。多么荒谬——用一支散发着清香的笔，签下了一份制造饥荒的命令。

陈九在电报里说：城内已有数千人饿死。臣建议在城墙外设置粥棚，允许平民出城领粥。这样既能减少平民伤亡，也能瓦解城内的抵抗意志。

我批准了。

粥棚设起来之后，每天都有数百名伦敦市民从城门里涌出来，排着长队领粥。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眼神空洞，像一群行尸走肉。大明的军厨在铁锅里搅动着稠粥，木勺碰撞锅壁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热气腾腾的蒸汽在寒冷的空气中升起来，带着一股米粥特有的淡淡甜香。那些伦敦市民接过粥碗的时候，手都在抖，有人还没走到一旁就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烫得嘶嘶直吸气，但谁也舍不得放下碗。

英军试图阻止市民出城，但饥饿的力量比任何命令都强大。市民们推开了守城的士兵，蜂拥而出。有些士兵自己也饿得不行了，干脆扔下武器，混在市民中间出了城。

到正月中旬，伦敦城内的守军已经从五万人锐减到了不足两万人。剩下的人要么饿死了，要么出城投降了，要么逃跑了。

正月二十日，陈九下令强渡泰晤士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