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上，洋溢着节日的气息。

每当这个时候，这座位于波罗的海一角的城市，便会因诺贝尔奖的名单，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关注的目光。

虽然评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的事情，但绝大多数斯德哥尔摩的市民，都为这一刻而自豪着。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并非一直都是如此。

在那个民族主义席卷欧洲的年代，不少瑞典人曾公开抱怨甚至是批评，一个瑞典的富豪或者说学者（诺贝尔），既没有把遗产捐献给国家，也没有给斯堪的纳维亚人任何获奖的优先权，留下的不是利益，仅仅是数不尽的麻烦。

甚至就连时任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汉斯·福舍尔，都曾抱怨过诺贝尔应该把钱直接捐给瑞典皇家科学院，而不是让他们干吃力不讨好的评奖，并且拒绝了参与研究评审细节的会议。

所幸的是，在诺贝尔最信任的助手朗纳·索尔曼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时任瑞典国王宣布了遗嘱的生效，结束了围绕着3100万克朗的争论。

事实证明，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短视的。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也很少有人能有机会看到波罗的海之外的世界。

但现在回过头看去，就算是找遍全世界，也很难找到比那3100万克朗更划算的投资。

从来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因为一个奖项，而获得如此殊荣。也从来没有一位瑞典人，哪怕是瑞典的国王或者是首相，曾给他的国家或者民族留下过如此庞大且取之不尽的遗产。

当然，伴随而来的麻烦肯定也是有的。

尤其是对于守望了这个遗嘱一个多世纪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而言。

随着距离十月四号越来越近，相比起越来越热闹的斯德哥尔摩，这座象牙塔中的气氛却是越来越紧张。

按理来说，诺贝尔奖的名单在三天前就应该准备好了。

但这一次，化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却没有达成统一。

虽然历史上也有过那么几次，因为诺贝尔委员会的意见无法达成统一，而导致公布时间推迟到十月中旬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没有理由会发生在这一届诺贝尔奖的评选上。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催促下，诺贝尔化学奖的评审委员再一次召开了会议。

化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名单，相较前两年没有人员变化，变化的只是斯诺格拉普·林瑟女士（snogeru·lse）从委员长退居二线，15年的委员克拉斯·古斯塔夫森（ces·gtafasson）晋升委员长。

至于其它三名院士，分别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彼得·布热津斯基（eter·

zezski），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有机化学教授奥洛夫·拉姆斯特伦（olof·rastro），以及分子生物学和计算化学领域的大牛约翰·阿奎斯特（johan·aqvist）教授。

在会议上，年过半百的林瑟女士，目光锐利地环视了一眼在座几位同行，语气强势地说道。

“只剩下我们了，皇家科学院希望我们尽快做出决定，至少得赶在4号之前。”